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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嘗試與挫折（西元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
就佛教而言，「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處非常之變，而晚唐來之傳統佛教者，一仍舊貫，無動於心，真難乎為繼矣！」雖然有晚清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熱切地攝受佛學，並且在他們的政治社會改革理想上有所融會發揮，造成所謂「近代佛學復興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晚清知識份子對於如何把佛學應用於政治領域的共識迄未完成，而佛學對那些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只不過是達到（救國建國）目的的工具，所以這一次復興運動的萌芽只是一個「浪漫的插曲」罷了。必須等到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年），高唱「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以整僧，「今菩薩行」已入世，才為新時代的佛教改革運動樹立方針、奠定規模。如果要探究民國時代的佛教現代化歷程，恐怕也只能繞著太虛大師的志業來談。
呂澂對佛學研究人才的培養
呂澂是海內外一致公認的著名佛教學者。他畢生從事佛學研究，著作等身，貢獻巨大。由於他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多種文字，所以對印度佛學、中國漢地佛學和西藏佛學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以佛學為科學研究對象，在研究方法上勇於探索和創新，終於闖出了一條新的道路，在整理和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攀登了近代佛學研究的高峰。特別是他善於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佛學研究的成果，既不盲目崇信外國的一套，也不墨守中國學者的成規。他有目的、有選擇地利用國內外一切研究成果，特別是近代日本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思想資料，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佛學體系。
近代佛學革故與體用詮釋的創新
本文以太虛、歐陽漸（歐陽竟無）和印順為重點，來探索體用詮釋創新在近代佛學革新運動中的實際情況和具體影響。三人對於體用邏輯的認識都有相當的深度，他們把體用概念完全作為一個詮釋性的邏輯系統。並將這一邏輯運用到關於佛學總體認識如判教、具體的佛學體系構造，以及佛教與其他思想體系的關係的建構上。
楊文會與近代佛教復興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學嬗變、西學東漸的歷史契機中，在思想解放潮流下，佛學的著作和學說引起許多學人的興趣，從而形成佛學復興的思潮。這一時 期，佛學以經世致用，迎合近世思想理論思維和社會革命的需要為主旨，承繼傳統，適應社會，借鑑西方來闡釋自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重塑，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國佛教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近代佛教的復興，是承續傳統，特別是清學傳統，在社會歷史深刻變化、西學東漸的的情況下發生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學術的內在理路和西學影響的複雜歷程。充分認識 和闡述佛教復興這一現象是全面深入理解近代文化傳統的基本前提，也是建設民族新文化必須注意的文化遺產。 楊文會（一八三七－一九一一）是近代佛教復興的中流砥柱之一，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在他身上匯聚了近代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 本文試從中西交流和文化變革的歷史背景中，以楊文會為個案，通過對其佛學思想、佛教活動的闡述，評析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並試圖揭示近代佛學與新文化之間的 關聯。本文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簡單概說近代佛教復興的背景、內在性及其時代精神與特色。第二部份具體評述楊文會佛學思想、復興佛教活動及其影響與地位。第三部份結語，總述楊文會復興佛教的時代精神及其在近代佛教復興中的地位與影響，並從中評析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及其在近代學術變化、建設民族新文化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