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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Conclusions on the Theor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Looking at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from 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The book Hear Me Out: Messages from a Humble Monk was written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and published in 2015. The book, among the nearly thirty million Chinese characters written by the Venerable Master so far, has two distinct features. Firstly, it is a work of Buddhist apologe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written in response to the recent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zu Chi Foundation made by the Taiwanese media. The special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its writing endow this book with a distinctive theme, and with a high degree of realism and relevance.
The Application of Filial Piety Based on the Filial Piety Sutra to Fo Guang Shan Buddhist Order
人間仏教と中国仏教の未来
仏教が中国に伝えられ、仏典の翻訳・流布が開始されたのは、西暦紀元 2 世紀、後漢の桓帝の時代からである。以来、諸王朝の興亡とそれらの治世のありように関りながら、インド・西域から訳経僧らが断続的に来朝し、また、中国から西域・インドに求法の旅に出た僧たちが訳経僧の役割も担って帰国して仏教を宣布し、仏教は次第に広く、かつ深く中国社会に広まっていった。そして、この過程において、時代の変化に対応しながら、仏教は中国固有の思想・信仰を取り込み、故地のインドの仏教とは異なるすがたを見せるようになった。今日まで続く、この中国的に変貌した仏教―それをわれわれは、総称して、中国仏教（Chinese Buddhism）と呼ぶ。
佛教做為一種志業：星雲大師的人間事業
對佛教而言，人間佛教是一種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從清末民國初年的消極、被動、悲觀、遁世的宗教，吃齋拜佛的老人宗教，轉變成生活化、社會化、知識化、年輕化、國際化，生機盎然的宗教。星雲大師透過回到佛陀本懷再出發，肯定佛陀是人，不過是成了佛陀的人，倡導透過佛法淨化心靈、提升生活品質。因此人間佛教是現實重於玄談、大眾重於個人、社會重於山林、利他重於自利；凡一切有助於增進幸福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規劃佛光山及人間佛教發展，都是「從善如流」，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佛法。以「營運模式九宮格」而言，人間佛教的價值主張是「在人間建立佛陀的事業」，特定的目標客群有任何需求，佛光山就發展出不同的行政組織，以滿足不同的目標客群，因此形成了佛光山龐大的人間佛教事業體。 「佛、法、僧」三寶山，就是佛光山開展出人間佛教不同事業體的具體作法。
代序：道安大師與星雲大師— 一個比較研究的視角
道安大師是東晉時期中國佛教的一位著名領袖，是佛教中國化理論、實踐的一位重要奠基人。本文根據梁武帝蕭衍對道安大師的有關評論，指出道安大師是深具善巧方便智的一位佛教導師。不僅根據道安所遺留三篇般若類經典的詮釋文獻，對這一觀點予以了充分的證成，還通過對道安弟子僧叡、慧遠相關思想的觀察，發掘出道安系統的《般若經》理解重視般若、方便辯證關係的重要義理詮釋傳統。
試探北宋僧佛日契嵩釋儒一貫思想—以高達美哲學詮釋學為進路
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嘗試與挫折（西元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
就佛教而言，「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處非常之變，而晚唐來之傳統佛教者，一仍舊貫，無動於心，真難乎為繼矣！」雖然有晚清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熱切地攝受佛學，並且在他們的政治社會改革理想上有所融會發揮，造成所謂「近代佛學復興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晚清知識份子對於如何把佛學應用於政治領域的共識迄未完成，而佛學對那些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只不過是達到（救國建國）目的的工具，所以這一次復興運動的萌芽只是一個「浪漫的插曲」罷了。必須等到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年），高唱「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以整僧，「今菩薩行」已入世，才為新時代的佛教改革運動樹立方針、奠定規模。如果要探究民國時代的佛教現代化歷程，恐怕也只能繞著太虛大師的志業來談。
一部簡明通達的佛教百科全書——《佛光教科書》
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年一月，我應臺灣清華大學之邀，自北京赴新竹，在該校中文系講學。其間曾承學術摯友──成功大學教授張高評先生相陪，至高雄拜訪佛光山文化院，並就唐代文學與佛學的關係作一次學術講演。我在講演中舉引了柳宗元的一段話。柳宗元是唐代一位頗有才情與眼光的文學家兼思想家，他能從文化融合的角度看待佛學與儒學，認為佛教教義「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並批評韓愈所謂排佛，僅僅是一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最近我通閱了星雲大師編著的十二冊《佛光教科書》，再次感到柳宗元「韞玉」說之可信。從《佛光教科書》中，確可體認佛教文化真乃石中所藏之寶玉。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八——殖民時期佛教文教事業之一：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所辦期刊（上）
1894年甲午戰敗，清廷割讓台灣，翌年，日本佛教各宗或隨軍或從扶桑四島遣僧來台，為了宣傳教法，紛紛發行刊物，如1896年11 月，佐佐木發起組織的「臺灣佛教會」發行《教報》第一號。《教報》第一號中的〈臺灣佛教調查〉一文撰稿者，被認為是出自佐佐木之手，對曹洞宗決定來台開教傳道影響甚巨。之後，日本佛教宗派較早創辦的期刊有臨濟宗的《真如》，臨濟宗滹山大悲閣的《真佛教》、日蓮宗的《放光》、淨土宗《信友》雜誌發刊等。4當然這些雜誌主要發行的對象還是自宗信徒為主。
參加開國大典的唯一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