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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人間最美的禮物！——讀《佛法真義》之感
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一共三冊，收錄大師各種講法而成的三百多篇短文，分為「佛法義理」、「佛學思想」、「佛教常識」、「佛門行事」等四種類型，基本涵蓋了佛教文化的所有重要方面，既具有分門別類、逐一呈現的特色，又具有周全統攝、亮點紛呈的意義，同時又以舒緩幽默的文字敘說，盡顯大師直探法源、統觀全域、深入淺出的一貫風格，使讀者得以輕鬆領略佛法大海的無限風光。
台灣戰後佛教文學《玉琳國師》之研究
《玉琳國師》是一本以文學筆法所創作的高僧傳記文學，以清朝順治皇帝國師──玉琳通琇的一生貫穿全文，以千金小姐點出玉琳的有情觀與修行觀。此書是星雲大師於1953 年2 月到1954 年10月在《人生》雜誌上的連載，出版為1954 年5 月20 日，共計連載18 個月，從第一篇刊登到出版，僅花16 個月的時間。由於小說劇情生動，文筆流暢優雅，一時名噪教界文壇，使星雲大師贏得佛教界的「文藝明星」稱譽，而此著作亦成為星雲大師青年時期的重要文學代表作。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的破立之道
大師在〈佛法真義．自序〉的結語中，提及本套書創作的背景及目的，他說：「在中國佛教裡，只有歷代的禪師們還有一些正見、還有一些佛法，其他像三論宗真正佛法的『緣起中道』，反而少人去研究、宣說了。所謂『正道不昌，邪教橫行』，所以，不得不用這一本小書，來提供大家作一點另類的思考。或者有些說得不完全，只有慚愧、懺悔，唯願契合佛心，希望大家對佛法真義要重新估定價值，也請有心人與諸方大德諒解我的苦心，給予多多指教。是為序。」此段話道出了本書乃是大師面對當代佛教所遇邪教橫行問題的一種回應，而「邪教」在此應指違反佛法緣起中道者，而邪教之所以橫行乃緣於正道不昌，如果正道得以昌盛，則不只是邪教無容身之所，重要的是十方眾生才有正覺的機會。
神祕帷幕的剝離與人間佛國的踐行——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之感
眾所周知，星雲大師對佛教之貢獻是不言而喻的。早在2015 年程恭讓先生就撰寫了一篇〈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從「系統地建構人間佛教思想理論體系」、「深廣地推進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建設事業」、「創建高素質與規模化的人間佛教僧團」、「成功實現佛教現代化的重大轉型」、「推進佛教國際版圖的大幅拓展」等十個面向進行了全面闡述。而本文只想就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大作，談談自己的心得與感受。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之研究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是星雲大師晚年對人間佛教的定義，程恭讓教授稱之為星雲大師的「四句教」。從星雲大師對「四句教」的使用，弟子對「四句教」的賡續，學者對「四句教」的重視，均可見「四句教」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重要性。然而，此「四句教」為星雲大師何時所提出的？「四句教」之確切含義如何？以「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定義人間佛教，是否存在過於重視人間佛教的世俗性，而缺乏神聖性呢？本文試圖通過爬梳相關材料，以文獻學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對「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之提出歷史進行具體而詳細的考察；以思想分析的方法，對其內涵進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四句教」作為大師詮釋佛教的原則與方向；大師對「四句教」有明確的使用特色；大師在「四句教」中也回應了對於人間佛教世俗化的質疑，以及說明如何建構人間佛教的神聖性。
「頓悟」─文人畫之體驗美學傳統
在中國古代文人畫美學傳統中，「頓悟」是一個重要範疇，它既關涉文人畫的審美本質，又涉及到審美活動和審美認識的一系列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從文人畫的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來進行總結這一美學傳統。
〈台灣佛教新史〉之二十二─皇民化與「寺廟整理運動」
日本帝國正式在台灣實施真正民眾組織化、「皇民化」政策，是在1931 年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以後，依照時間序，分別是1932 年指導部落（村里），以及臺中州部落振興會的結成；1934 年的「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促進了部落振興運動；11935年以改善「陋習」為名、打破舊慣信仰的運動開始，隨著戰爭氣氛漸高，誕生「皇民奉公會」，在「皇民化運動」的名義下，進行台灣住民諸習慣日本化的運動。
佛學研究與方法論——對現代佛學研究之省察
本文之目的主是對現代佛學研究的各方面表現，以方法論為線索，而加以考察，作一反省，以評其得失. 而題中所說的「現代」，則是指1820. 1830年代以來，日本與歐美方面的學者而言，其中亦有涉及印度與中國方面者. 至於在結構處理上，作者則先義界了佛學與佛學研究及佛學方法的不同，以標明其討論的對象. 繼而列舉了：一. 文獻學方法. 二. 考據學方法. 三. 思想史方法. 四. 哲學方法. 五. 維也納學派之方法. 六. 京都學派之方法. 論述其意義，作用及限制，並評其得失. 間或列舉歐美，日本學者在此方法上的研究成果，或敘述某一學派的歷史發展，最後並附帶提及了佛教的實踐修行法。
六祖壇經之研究
本篇為討論六祖壇經之版本的專文，文中舉出現行之明藏本與敦煌本，興聖寺本作比較，其中對諸本的歷史源流，刊刻經過皆有詳略不等的論述. 而在比較的過程中，其於篇章次第之參差，敘事之詳略出入，異文訛文之考究，文字事類之增益，年代屬事之對比，皆廣徵史傳，列表分判，或據以推斷損益之先後，或明其採擷之所本，皆從理立論，斷於可當. 故本文可謂明於壇經之版本流傳，亦俾益異本章句疑訛之冰釋矣。
關於大佛頂首楞嚴經傳譯之研究
關於《大佛頂首楞嚴經》的譯者，有二種說法：一者認為是般剌蜜帝等譯出; 另一說法則為懷迪所譯. 此經有二譯人署名的情形，顯示其傳譯極為可疑. 而作者探究此二署名的由來又皆不實，故推斷有關此經為翻譯之作的說法不足採信，可能係一偽作。 此經在中國向來被認為是真典，但在日本最初由普照請來此經時，就已有真偽之論諍. 作者認為著述此經者以首楞嚴經作為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抄出之別行經，企圖以此瞞過世人; 其附以首楞嚴之題名，亦是來自《首楞嚴三昧經》. 而其教旨也有不少是根據《大乘起信論》等諸大乘經典而來，甚至和道教思想相混和. 總此原因，作者以為此經絕非梵本之翻譯，而成書年代應在久視元年 (西元700年) 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