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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1920 年開始，中國阿含經典研究成果大致經歷了從梁啟超的概述性認識，到呂澂的經文校勘，再到印順法師對內容義理的深入辨析這三個階段。十九世紀下半葉，《阿含經》編譯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有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漢譯南傳大藏經》等。這些基礎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的完成，既扭轉了對《阿含經》的傳統認識，也為對《阿含經》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態度儘管受傳統束縛很大，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思想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西元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 (Chinese Buddhism)。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
《僧事百講》作為近代中國叢林制度的百科全書，其內容分為六大類：制度管理、禮儀常識、僧侶完成、各種修持、弘法利生、佛門飲食。具體以《叢林制度》、《出家戒法》、《道場行事》、《集會共修》、《組織管理》、《佛教推廣》六冊呈現。其中《集會共修》所討論的正是佛門團體的修持類型與弘化方式。本文將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梳理一條中國佛教制度的演進之路，為日後中國佛教的運行發展作一借鑑。
行進中的中國佛教—以制度建設為中心
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制度的建置與沿革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內容。佛教作為一種制度性宗教，無論是教團自身建設的需要，抑或是政權的強制執行，其在制度層面的設置對整個僧團乃至社會的倫理、行為發生著普遍的作用，可以說，制度建設是教團「內修外弘」的根本保證。本文從中國佛教制度發展脈絡中，試圖尋找出適應時代，契合人群的度化之道，以及為因應因應時代之機，建立現代僧制，制定現代清規，是這一時代道風建設的一項任務。
天台宗之衰微與中興
中國佛教經會昌法難及唐末五代之亂，教藏大量亡佚; 天台宗亦隨之泯沒無聞. 及自吳越錢忠懿王遣使高麗取回天台章疏，天台宗始復甦於中國，至宋四明尊者—知禮大師乃中興天台宗。知禮中興天台有二義：1. 盛闡智者與荊溪之原意。2. 辯破山外諸家之謬誤. 蓋天台久經衰弱，章疏不備，雖由高麗取還中國，但久生難熟，故需重闡天台大師原意. 另一方面，山外之徒，文獻不熟，義理不精多不自覺襲取華嚴思路以釋天台，故知禮力辯破之，重明天台教義。山家山外之爭議，關於教們權實理論，集中於「別理隨圓」而論; 關於觀法之理論，則集中於「一念心」而論. 爭議所在則導源於對凝然真如系統的判教不同。另外，牟先生認為：知禮如對唯識宗的真如觀直接判為通教，當可對山家山外之爭議迎刃而解。
北傳大乘佛教的起點——紀元後西北印以「釋迦佛」為中心的思想、造像與禪法
本文主要說明紀元以後西北印地區的佛教與其他地區的部派發展有所不同，偏重在形成以釋迦佛為中心的思想、造像與「念佛三昧」的禪法，成為爾後北傳大乘佛教開展的起點。
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現代化
本文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探討了由太虛大師所倡導，近現代以來在台灣、東南亞一帶興起的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現代化問題，認為人間佛教旨在提供一種生活的藝術，其精神實質即「以出世的精神作人間的事業」。它不僅是中國佛教在傳統文化背景上歷史的邏輯發展，而且也是在現實環境下，為迎接時代生活的挑戰，而邁向現代化的一種巨大努力，從文化現象上講，它又是一種由宗教文化向世俗文化的文化轉移和滲透，人們常稱之為「通俗化」。
解深入密：指引經典入門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融會原有的思想、文化、生活等內涵，逐漸成為漢化的獨立宗教。近二千年來，雖有漢譯經典，但許多經典毀於兵燹，或遭到天災人禍的掠奪，使藏經歷代皆有亡佚、失傳於世的現象。
論中國佛教心性本體論的特質
綜合起來，中國佛教心性論的形而上特徵體現為：其一，對眾生之心的原本狀態的不斷追尋。中國化佛教諸宗並將其與解脫論相聯繫，從而形成了返本還源的修證路徑。其二，將「佛」視為抽象理體，並在此基點上將心性論的著作重點置於探討佛與眾生即「理體」與心體的關係上。其三，受中國傳統思惟傾向的影響，比較明確地探討了本體與現象的關係問題，也就是以「心」為世間諸法的最終原因即「本根」。以下分別論之。
論中國佛教倫理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現代社會、人類心靈的困境也全球化，人類迫切需要一個賴以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礎以樹現代人群、現代人生的共同的責任和義務。 伴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及全球文化交融的歷程，有識之士提出了建立全球倫理（世界倫理、普世倫理）的構想。世界各大宗教和倫理傳統中都有為現代倫理可資利用的精神資源，就中華文化傳統而言，中國佛教倫理的思想資源不可忽視。本文力圖以普世倫理構想為背景，探討中國佛教倫理的思想及特質，並繼而申明佛教倫理思想的普世意義、現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