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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對般若智慧的現代詮釋 ――以其《般若經》著述為中心
本文通過星雲大師對《心經》與《金剛經》的現代詮釋著作，探討般若智慧在人間佛教的重要意義。星雲大師倡導「人間佛教」，弘傳適應現代人需要的佛法，以通俗易解的方式講說法義，這種大眾能解、能行的教說非是淺層世俗善法，大師強調般若智慧為其根據，能與般若結合的修行始相應於真實「佛法」。星雲大師指導般若智慧的淺深差別內涵，可用「緣起性空」概括其意旨。凡夫的智慧，信解因果道理，了知世間有善有惡、有因有果；二乘的智慧，能觀照緣起法則，了知萬法皆因緣所成，較利根者可藉因緣的解析而領悟到空義；菩薩的空性智慧，不破有而見空，了悟空有不二的畢竟空義，以出世心行入世事業；最後，空性智慧的圓滿即是佛陀的「般若」。運用深入淺出的現代詮釋，引領行者由淺入深進入般若堂奧。星雲大師並將般若空義、佛性思想與禪宗心性思想進行融通，空性的體證是開顯佛性、清淨心的關鑰。大乘般若空慧是全然無執的精神境界，由「真空」以顯「妙有」，無量無邊的智慧作用使具足一切功德的佛智全體豁顯。星雲大師提點行者，人人本來圓具智慧潛能，透過人間的佛法實踐，發揮般若的覺照力量，獲致身心的自在安樂，不疲厭地在生死世間完成自覺利他的菩薩道修學功課。
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發展――以星雲大師為例
人間佛教是佛教在現代的表現形式，是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同等層次的佛教發展階段。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開始轉型進入現代社會，佛教作為中國文化內容的一部分，也必須從傳統走向現代，人間佛教就是其具體的表現形式。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宗教實踐，是傑出的代表，對於未來中國佛教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啟迪意義。
北傳大乘佛教的起點——紀元後西北印以「釋迦佛」為中心的思想、造像與禪法
本文主要說明紀元以後西北印地區的佛教與其他地區的部派發展有所不同，偏重在形成以釋迦佛為中心的思想、造像與「念佛三昧」的禪法，成為爾後北傳大乘佛教開展的起點。
天台宗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
據天台宗智者大師的判教，五時說法的內容概括了佛的全部教義，而說法的方式則為分別說與非分別說，把握這個觀念，才能了解天台圓教。分別說就是用分解的方式說，大小乘的分別即是分別說. 小乘又有聲聞，緣覺; 大乘又有阿賴耶緣起，如來藏緣起及中觀系統，這些都是分別說. 天台宗認為中觀系統是通教，屬大小乘共法，其觀法來自般若經，而基本精神則是「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的非分別說。天台宗系統出自龍樹的般若學，兩者卻不盡相同，般若只是共法，觀法，而無分別說，對一切法無根源性的說明. 天台宗則以一念三千及一心三觀作為存有論與觀法上的不諍(非分別說)，一經一緯，交格相成，而稱圓教。天台之宗法華經，因其特殊性在開權顯實，直暢佛陀本懷，了解般若經與法華經，便能更了解天台宗。
佛光山事業中的《維摩詰經》精神
《維摩詰經》在大乘經典中，扮演了回小向大，從聲聞乘到菩薩道行的關鍵角色，其中根本精神，就是與眾生接觸。眾生在哪裡，菩薩的國土就在哪裡。從淨土的觀念而言，是動詞的淨化國土，而不是名詞的某個可以前往的清淨的國土，亦即菩薩道行者，自己修行，而且是要與眾生接觸，協助他人開啟智慧，解脫煩惱，這樣才是真正的修行法門。此時的菩薩道行者，可以是四地以上超三界的菩薩，也可以是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經中所論，多半是以超三界的四地以上菩薩的行止為內涵，這樣才能有與聲聞和辟支弗的差異對比的意味在。但是，這樣的菩薩道精神，卻是要給三界內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作為學習的宗旨，因為這個群體是所有有情眾生的集合體，即便是超三界外的菩薩與佛，也會以意生身的狀態在此三界內活動。
釋《肇論》、《大乘起信論》對魏晉玄學「有無之辨」的兩種回應及動因—以人間佛教人間概念為中心的研究
「有無之辨」是魏晉玄學熱議話題之一，對於其中存在的懸而未決的問題，《肇論》、《大乘起信論》在方法論上進行了回應，但是對此學界關注較少。前者通過強調空性達到消除有無二元對立的矛盾，後者則是以眾生心達到統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的目的。至於回應背後的動因，與佛教傳入中國時面對的直接問題有關，也就是為進入世人日常生活提供理論支持。最後討論問題過程中可以發現，我們對於「人間」概念的理解，不應僅僅局限於人生層面，還要從神聖性、義理性、生活性等多個層面來把握。
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
在中國乃至整個東方世界，觀音都是一位極受崇拜的菩薩。有人曾說，觀音是半個亞洲的信仰，這是一點都不為過的。在中國漢族地區，觀音信仰的流傳更為廣泛，「戶戶觀世音」這樣的俗語就反映了這種流傳的廣泛程度。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人們對觀音信仰在中國盛行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可是，對這種奇特的宗教文化現象進行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從歷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和哲學的角度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考察，卻一直是一個非常薄弱的學術領域。
明代佛教中的《起信論》
《大乘起信論》在明代受到重視，與明代華嚴宗的某種程度的復興有一定關聯。據清代乾隆年間的弘方所著《賢首宗乘》的記載，明朝末年至清初，最活躍的華嚴宗派別是雪浪洪恩一系的活動。雪浪洪恩（1545-1608），同憨山德清一樣，在南京的大報恩寺講授華嚴教理和唯識學，培養了眾多的弟子。當時的文化界領袖錢謙益在提到當時雪浪系的盛況時云「賢首宗派，得法弟子數百人，依法傳教者數千人。無論南北，不復有宗派如此者」。明末華嚴宗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按照《賢首宗乘》的說法，雪浪洪恩門下有巢松慧浸（1566-1621）、一雨通潤（1565-1624）、高原明昱等，之後則是蒼雪讀徹（1586-1656）、汰如明河（1588-1640）等。雖然《賢首宗乘》的記載，具有明顯的宗派意識，不能當成信史來看，但它至少反映了雪浪一系在明末清初的佛教界確實流傳較廣的事實。
慧遠鳩摩羅什之爭與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
廬山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的理論論爭，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研究中國佛教特別是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學者，無不對這一事件給予極大的關注。以《大乘大義章》為中心，詳盡地分析和研究這兩位佛學大師之間的往返問答和思想差異，成為該領域學術研究的重心和主流。相應地，在這一研究領域，學術界也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儘管對某一問某一答等細節的具體分析上，學者們間或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來說，前輩學者們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可以說是相當得詳盡完備了。倘若再就事論事地對《大乘大義章》的記述進行分疏，恐怕並沒有多少下足的餘地。
從「善巧」到「靈巧」——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思想中的「靈巧人」形象
為徹底落實人間佛教即世而修之理念，在大乘佛教菩薩行「善巧方便」法門的基礎上，星雲大師創造性地將日常語義世界中的「靈巧」一詞與「靈活」語合重構，賦予「靈巧」以新義，以此給出作為菩薩行者的「靈巧人」形象。「靈巧人」以「善於讚美」、「藉助藝文」以及「巧用時間」等「靈巧」之法，最大程度地協調了人際關係，接引了信眾，開發了生命潛能，從而將人間佛教菩薩行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