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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代人間佛教思想的反思特質：以太虛大師的論述為中心
太虛大師（1890-1947）是20世紀漢語佛教界肇興未已的「人間佛教」思潮運動過程中，思想影響最卓著的佛教思想家，其思想個案至今仍值得人們進行深入探析。本文從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年譜》中的總體評價入手，指出太虛大師所著力建構的「人間佛教理論」，呈現出鮮明而深刻的反思意識。這種反思意識的構成內容，具體表現為對中國佛教思想傳統的反思、對中國佛教的出路的反思，對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之關係的反思，以及中國佛教與中國社會關係的反思認知，必須結合其對人間佛教社會觀、乃至社會理論展開相應的思考。 本文指出，太虛大師以反思性為特徵的「人間佛教理論」，堅持以佛教為本位、以中國為本位兩大原則立場，以此展開其「人間佛教學」建構的「佛教性」、「中國性」、「社會性」、「文化性」和「普世性」，有其鮮明的中國社會認知與佛教弘化的關係意識。上述太虛大師佛教思考中的佛教性、中國性、社會性、文化性和普世性，既是其人間佛教理論的構成內容，更體現其人間佛教理論具有一種「反思性」的建構類型。
人成與佛成——對於現代化轉型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念實踐探索之思考
本文是作者閱讀星雲大師傳記作品《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的讀後心得。作者認為我們從這本傳記所讀出的內容並不僅僅是星雲大師本人的弘法經歷、佛行事業，而更覺得是在讀一幅漢傳佛教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實踐探索的歷史畫卷。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1920 年開始，中國阿含經典研究成果大致經歷了從梁啟超的概述性認識，到呂澂的經文校勘，再到印順法師對內容義理的深入辨析這三個階段。十九世紀下半葉，《阿含經》編譯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有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漢譯南傳大藏經》等。這些基礎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的完成，既扭轉了對《阿含經》的傳統認識，也為對《阿含經》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態度儘管受傳統束縛很大，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思想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人間佛教── 中國佛教當代發展的方向
中國佛教尤其是大陸佛教的發展在今天面臨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誠然可以從不同的方面來進行，但毫無疑問，最有效的解決方案還是從太虛大師提出的一直到星雲大師所發揚光大實踐推動的人間佛教。在這裡，我想就個人對大陸當代佛教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及人間佛教在解決這些問題上的成功實踐談談自己的看法。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
《僧事百講》作為近代中國叢林制度的百科全書，其內容分為六大類：制度管理、禮儀常識、僧侶完成、各種修持、弘法利生、佛門飲食。具體以《叢林制度》、《出家戒法》、《道場行事》、《集會共修》、《組織管理》、《佛教推廣》六冊呈現。其中《集會共修》所討論的正是佛門團體的修持類型與弘化方式。本文將以《僧事百講・集會共修》為中心，梳理一條中國佛教制度的演進之路，為日後中國佛教的運行發展作一借鑑。
人間佛教在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芻議
過去三十年，經濟方面的台灣經驗已經深刻的影響中國大陸，接下來三十年，文化教育方面的台灣經驗如何影響中國大陸，將是兩岸關係的重點。北京的光中文教館、上海的星雲文教館，均將在今年完成投入使用，建議可以開展人間佛教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的三十年計畫。
行進中的中國佛教—以制度建設為中心
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制度的建置與沿革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內容。佛教作為一種制度性宗教，無論是教團自身建設的需要，抑或是政權的強制執行，其在制度層面的設置對整個僧團乃至社會的倫理、行為發生著普遍的作用，可以說，制度建設是教團「內修外弘」的根本保證。本文從中國佛教制度發展脈絡中，試圖尋找出適應時代，契合人群的度化之道，以及為因應因應時代之機，建立現代僧制，制定現代清規，是這一時代道風建設的一項任務。
佛教與中國文化
中國佛教是由漢語系、藏語系和巴利語系（上座部）三支佛教匯合而成，擁有的佛教典籍最豐富、教派最齊全，是十三世紀印度佛教被消滅以後，保存佛教最完整的典型代表。探 討「佛教與中國文化」，應當分別就漢傳佛教與漢族等傳統文化、藏傳佛教與藏族等傳統文化、上座部佛教與傣族等傳統文化進行分析研究，然後再加以歸納，進行綜合研究，得出相應的結論。但由於多種原因，本文要著重探討的是漢傳佛教與中國文化中儒、道文化的關係，以下的論述都將圍繞這一重心展開。
天臺宗是否為中國人最早建立的佛教宗派
一般以為天台宗是中國僧侶最早建立的宗派，但嚴格說來，天台宗一詞的提出始自湛然法師，距離智顗禪師已有百年之久了，所以天台宗是否是中國人最早建立的宗派實可再討 論。 在天台宗的燈統中，於唐代有所謂九祖說，這是由智顗至湛然為主；於宋代始出現十七祖說，這是由湛然至四明知禮為一系，此後，燈統說始告確定。然而，燈統說的提出實受禪宗燈統觀念的剌激所致，因為智顗禪師之時並未有建立宗派的觀念，也未指定傳法弟子，智顗之後，教門中衰，習天台者有漸漸流入南方禪門的情形，至荊溪湛然禪師之時，號稱中興天台教門，然此時南北教門並立，禪宗燈統之說甚為流行，湛然門下受此影響，由湛然往上溯，遂有所謂天台九祖之說，但湛然卒後，不久就碰上會昌法難，天台教門勢力為之中挫不振，直至宋代四明知禮之時，始復振天台之學，並與禪宗抗衡，因知禮之故，由知禮往上溯，天台十七祖說始告確立。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可知，天台之學雖創興於智顗禪師之時，但宗派的提出卻是到了荊溪湛然之時，而到了宋代之時，天台宗的地位始告穩定，由此看來，雖然智顗禪師活動時間早於賢首法藏及慈恩窺基，但要以此論證天台宗是中國人最先建立的宗派，實有待商榷。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也可得知，教門之興衰在於有無人才，天台教門若非在中唐有湛然禪師、在北宋初有四明知禮法師，則天台教門恐亦將如三論宗或慈恩宗般曇花一現，或則融入禪宗亦未可知。
從生命的轉化看中國人間佛教的開展
本文以「生命的轉化」為主旨，就是為了說明無論是以宗教為本的佛教，或以哲學為本的中國思想都是以生命為主體，正視生命，強調生命，成全生命。而它們的方法也許各有不 同，但基本的特色，仍然不外於以心為主導，使生命往上提昇，由物質的、世俗的層面，提昇到精神的、德性的層面。 為了證明佛教在源頭上，就具有這個特色，所以本文特別從佛陀的生平和主要學說中去尋求這條線索。我們發現佛陀是真正的追求生命，才會出家到深山中苦修；真正熱愛生命， 才會回到人世來傳法救人。他是真正徹悟到「常」才說「諸行無常」；真正把握住「我」，才說「諸法無我」。他在自己生命結束時的那麼安詳自在，就說明了他心中很清楚的了解，他已把生命交給了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