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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在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芻議
過去三十年，經濟方面的台灣經驗已經深刻的影響中國大陸，接下來三十年，文化教育方面的台灣經驗如何影響中國大陸，將是兩岸關係的重點。北京的光中文教館、上海的星雲文教館，均將在今年完成投入使用，建議可以開展人間佛教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的三十年計畫。
行進中的中國佛教—以制度建設為中心
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制度的建置與沿革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內容。佛教作為一種制度性宗教，無論是教團自身建設的需要，抑或是政權的強制執行，其在制度層面的設置對整個僧團乃至社會的倫理、行為發生著普遍的作用，可以說，制度建設是教團「內修外弘」的根本保證。本文從中國佛教制度發展脈絡中，試圖尋找出適應時代，契合人群的度化之道，以及為因應因應時代之機，建立現代僧制，制定現代清規，是這一時代道風建設的一項任務。
佛教與中國文化
中國佛教是由漢語系、藏語系和巴利語系（上座部）三支佛教匯合而成，擁有的佛教典籍最豐富、教派最齊全，是十三世紀印度佛教被消滅以後，保存佛教最完整的典型代表。探 討「佛教與中國文化」，應當分別就漢傳佛教與漢族等傳統文化、藏傳佛教與藏族等傳統文化、上座部佛教與傣族等傳統文化進行分析研究，然後再加以歸納，進行綜合研究，得出相應的結論。但由於多種原因，本文要著重探討的是漢傳佛教與中國文化中儒、道文化的關係，以下的論述都將圍繞這一重心展開。
天臺宗是否為中國人最早建立的佛教宗派
一般以為天台宗是中國僧侶最早建立的宗派，但嚴格說來，天台宗一詞的提出始自湛然法師，距離智顗禪師已有百年之久了，所以天台宗是否是中國人最早建立的宗派實可再討 論。 在天台宗的燈統中，於唐代有所謂九祖說，這是由智顗至湛然為主；於宋代始出現十七祖說，這是由湛然至四明知禮為一系，此後，燈統說始告確定。然而，燈統說的提出實受禪宗燈統觀念的剌激所致，因為智顗禪師之時並未有建立宗派的觀念，也未指定傳法弟子，智顗之後，教門中衰，習天台者有漸漸流入南方禪門的情形，至荊溪湛然禪師之時，號稱中興天台教門，然此時南北教門並立，禪宗燈統之說甚為流行，湛然門下受此影響，由湛然往上溯，遂有所謂天台九祖之說，但湛然卒後，不久就碰上會昌法難，天台教門勢力為之中挫不振，直至宋代四明知禮之時，始復振天台之學，並與禪宗抗衡，因知禮之故，由知禮往上溯，天台十七祖說始告確立。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可知，天台之學雖創興於智顗禪師之時，但宗派的提出卻是到了荊溪湛然之時，而到了宋代之時，天台宗的地位始告穩定，由此看來，雖然智顗禪師活動時間早於賢首法藏及慈恩窺基，但要以此論證天台宗是中國人最先建立的宗派，實有待商榷。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也可得知，教門之興衰在於有無人才，天台教門若非在中唐有湛然禪師、在北宋初有四明知禮法師，則天台教門恐亦將如三論宗或慈恩宗般曇花一現，或則融入禪宗亦未可知。
從生命的轉化看中國人間佛教的開展
本文以「生命的轉化」為主旨，就是為了說明無論是以宗教為本的佛教，或以哲學為本的中國思想都是以生命為主體，正視生命，強調生命，成全生命。而它們的方法也許各有不 同，但基本的特色，仍然不外於以心為主導，使生命往上提昇，由物質的、世俗的層面，提昇到精神的、德性的層面。 為了證明佛教在源頭上，就具有這個特色，所以本文特別從佛陀的生平和主要學說中去尋求這條線索。我們發現佛陀是真正的追求生命，才會出家到深山中苦修；真正熱愛生命， 才會回到人世來傳法救人。他是真正徹悟到「常」才說「諸行無常」；真正把握住「我」，才說「諸法無我」。他在自己生命結束時的那麼安詳自在，就說明了他心中很清楚的了解，他已把生命交給了人間。
論惠能大師革新佛教的意義及對佛教中國化的推進
本文認為，惠能大師作為中國禪史上開一代新風的禪師，其出現絕不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如果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著眼，就可見其有深刻的原因。這其中既有惠能對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狀態的批判性思考，又有對繁瑣名相、經師之學和陳式化的修行方法的革新，還有與老莊的自然主義、玄學的得意忘言和儒家的重視人生等學說的思想相通。惠能正是順應了時代需要，在繼承和發展佛教中國化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禪法的變革與創新才使中國禪宗的發展出現了新的氣象。
中國佛教求法史雜考
本文依據史料考求自魏晉迄隋唐，中在域外諸遭遇，與處事應變之道. 一. 循陸赴印度求法跟語言訓練的關中，從陸路西行到印度的比循海路的多，較安全，循陸路經西域諸佛教國入印度，好機會. 二. 關於經西藏入印度的求法路僧俗多採從西域的砂磧雪嶺入印度的路線吐蕃王之後，亦有取道西藏入印度者. 三及對高僧的禮遇：那爛陀寺對有學問的僧，其他僧徒在寺中的生活軌範嚴格，僧人過者由本寺大眾處罰. 四. 求法沙門的懷建寺運動：側身域外的中國沙門多少有懷生於不能適應異域環境的寂寞之感，義淨王募捐建立一中國寺院於西方，好讓大唐應. 五，求法沙門的機智表現：如道希法律，以達成求法弘法之志; 玄奘法師收伏六. 求法史料中所載的西北湖泊。
「信」在初期佛法中的開展
佛法重自證而不重信仰，但在佛法廣泛傳揚後，社會大眾對佛的敬仰與一般宗教的信心相似，「信」成道品的內容，為「五根」「五力」之一. 這是對佛生起的淨信心. 佛教用「信」為修持方法，憶念而不忘失，稱為「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 信念三寶不忘，到達「信」的不壞不動，名為「佛證淨」「法證淨」「僧證淨」，即是依此隨念而得不壞的淨信. 信用於修行，意味著「自力不由他」的智證的佛法，一部分向他力的方向轉化. 修學而趣入預流果的方便，經說有二類：一約四諦說證入，是重於智證的方便; 二以信戒為基，引入定慧的方便. 此二者，一重慧一重信，但這只是適應不同根器的善巧方便，如證入聖果，都是有信與智慧. 將「信」引入佛法，攝受信行人，終要導入智慧的觀察分別忍，才符合佛法的正義。
「人間佛教」理念的傳播——基於中國知網資料庫的分析
本文借助於中國知網資料庫的檢索功能，對人間佛教理念的傳播進行分析。分析表明，儘管1983 年人間佛教的理念就已經提出，但早期人間佛教的理念傳播僅限於佛教界內部，佛教界之外對人間佛教的關注並不太多。2004 年前後，伴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展理念的提出，人間佛教理念才引起更廣泛的關注。對比分析發現，十八大之後官方更加積極宣導人間佛教理念，為人間佛教的發展營造了有利的發展環境，但人間佛教的學術研究相對落後於人間佛教實踐的發展，特別是圍繞人間佛教的社會科學研究明顯缺乏。人間佛教的復興依賴於教界、官方和學界的協同互動，人間佛教的社會學研究亟待加強。
佛光山事業中的《維摩詰經》精神
《維摩詰經》在大乘經典中，扮演了回小向大，從聲聞乘到菩薩道行的關鍵角色，其中根本精神，就是與眾生接觸。眾生在哪裡，菩薩的國土就在哪裡。從淨土的觀念而言，是動詞的淨化國土，而不是名詞的某個可以前往的清淨的國土，亦即菩薩道行者，自己修行，而且是要與眾生接觸，協助他人開啟智慧，解脫煩惱，這樣才是真正的修行法門。此時的菩薩道行者，可以是四地以上超三界的菩薩，也可以是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經中所論，多半是以超三界的四地以上菩薩的行止為內涵，這樣才能有與聲聞和辟支弗的差異對比的意味在。但是，這樣的菩薩道精神，卻是要給三界內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作為學習的宗旨，因為這個群體是所有有情眾生的集合體，即便是超三界外的菩薩與佛，也會以意生身的狀態在此三界內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