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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聖之橋：人間佛教與社會關係再造——以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宣導的信仰方式為中心
個體化與多元化是當代社會的顯著特徵，作為社會的構成部分之一的宗教亦然。這使得傳統社會整合的最主要形式—宗教在當代社會整合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西方的經驗表明，當宗教走進公共領域時，宗教是否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具有足夠的公共性，即是否可以營造出橋梁式社會資本。近代以來，我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變遷，個體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多重原子化，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整合最大的困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信仰方式以培養菩薩公民為切入點，給佛教帶來公共性特徵：將關係帶進個人，克服時下普遍存在的自我中心主義；架構的群體與群體之橋表現為將關係帶進信仰群體，克服狹隘的我群中心主義；架構的信眾／信仰群體與社會之橋，將人間佛教帶進公共領域。這一信仰實踐方式有利於實現對多元原子化之關係格局的改造，實現社會的有序整合。
「人間佛教」理念的傳播——基於中國知網資料庫的分析
本文借助於中國知網資料庫的檢索功能，對人間佛教理念的傳播進行分析。分析表明，儘管1983 年人間佛教的理念就已經提出，但早期人間佛教的理念傳播僅限於佛教界內部，佛教界之外對人間佛教的關注並不太多。2004 年前後，伴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展理念的提出，人間佛教理念才引起更廣泛的關注。對比分析發現，十八大之後官方更加積極宣導人間佛教理念，為人間佛教的發展營造了有利的發展環境，但人間佛教的學術研究相對落後於人間佛教實踐的發展，特別是圍繞人間佛教的社會科學研究明顯缺乏。人間佛教的復興依賴於教界、官方和學界的協同互動，人間佛教的社會學研究亟待加強。
中道生活與人間佛教——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星雲大師畢生弘傳人間佛教，如今雖然年逾九旬但仍著述不輟。大師每一部佛學著作所述說的思想內涵，既有其一以貫之的基本思想—這一基本思想無疑就是「人間佛教」思想；同時，又各有其獨特的視角和特點。《佛法真義》（3冊）是星雲大師繼《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之後，最新出版的一部佛學著作。那麼《佛法真義》一書的獨特性何在呢？
人間佛教、自主學統與危機時代的文化中國
人間佛教的實踐不僅只是一種成功經驗所累積的知識，它更是一種珍貴的智慧！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社會日新月異的演進，知識終有無法契機、不合時宜之日，而智慧卻可源源不絕的提供契理契機之辦法。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大師所展現的智慧是什麼？其智慧可以被學習和複製嗎？這是希望繼承人間佛教者所普遍關心的課題。佛教的解脫理想（包括救度眾生，令眾生解脫的終極目標）何時才得以真正實現？這是本文所產生的第二個問題。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認識── 星雲大師法語中的儒教性
台灣「人間佛教」吸收儒家文化，重視儒家傳統，然而相較於韓國佛教，不同於樹立了尖端佛教形象、與時俱進的佛教、人民的佛教，台灣人間佛教最大的優點是「性別平等」和「僧俗平等」，錢財管理透明，教育重等，然今日篇幅的關係不一一介紹，在此則初步探討星雲大師法語中的儒教性。本文首先說明星雲大師是位抱負甚大、志向甚遠，同時具有追求見性的菩薩之忍的性格，比較曹溪宗宗旨與佛光山宗旨的不同，再分析大師法語中的儒教性，將儒家的「以人為本」的精神以及思想密切聯繫。
佛光山事業中的《維摩詰經》精神
《維摩詰經》在大乘經典中，扮演了回小向大，從聲聞乘到菩薩道行的關鍵角色，其中根本精神，就是與眾生接觸。眾生在哪裡，菩薩的國土就在哪裡。從淨土的觀念而言，是動詞的淨化國土，而不是名詞的某個可以前往的清淨的國土，亦即菩薩道行者，自己修行，而且是要與眾生接觸，協助他人開啟智慧，解脫煩惱，這樣才是真正的修行法門。此時的菩薩道行者，可以是四地以上超三界的菩薩，也可以是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經中所論，多半是以超三界的四地以上菩薩的行止為內涵，這樣才能有與聲聞和辟支弗的差異對比的意味在。但是，這樣的菩薩道精神，卻是要給三界內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作為學習的宗旨，因為這個群體是所有有情眾生的集合體，即便是超三界外的菩薩與佛，也會以意生身的狀態在此三界內活動。
和會中印，平章華梵
星雲大師對於佛教前途充滿洞見的思考，不僅可以說是漢傳佛教智慧法流在現代的體現，更蘊含了一種中華特有的思想傳統，我們不妨從中華思想的主流傳統來精要地解讀大師有關佛教前途的論述。
人間佛教中的具身倫理與生命秩序—以星雲大師生命權利思想為中心
在面向社會性、人間性和生活性的佛教現代化發展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宣導的「生命權利」和「眾生生權」等超越性倫理關懷，既適應了文明轉型與身份敘事轉化，也是身體倫理和社會現實生命需求的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提出的「下一個是生權時代，重視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發揚了生命和諧、歡喜與超越的積極因素，人間佛教修行的身體實踐則推動了人們敬畏心態的形成， 以佛教關於生命之果報輪回的敬畏作為仲介，通過對因果、緣分、生命、規則等倫理實踐，轉化生成為一種穩定化的生命倫理秩序，進而使得對因果的敬畏和生命的關懷最終成為了現代文明秩序的核心構成。敬畏心態是社會倫理、良心和道德形成的基礎，沒有敬畏，社會的道德、良心、文明秩序也就難以生成。由此，個體的、具身化的敬畏和群體的、社會的敬畏，是佛教在人間實踐的一個重要方式，這對於生命主體的自我覺悟和 解脫，對於生命自由、生命權利實踐與人們對現實生命需求的滿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
在中國乃至整個東方世界，觀音都是一位極受崇拜的菩薩。有人曾說，觀音是半個亞洲的信仰，這是一點都不為過的。在中國漢族地區，觀音信仰的流傳更為廣泛，「戶戶觀世音」這樣的俗語就反映了這種流傳的廣泛程度。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人們對觀音信仰在中國盛行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可是，對這種奇特的宗教文化現象進行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從歷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和哲學的角度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考察，卻一直是一個非常薄弱的學術領域。
明代佛教中的《起信論》
《大乘起信論》在明代受到重視，與明代華嚴宗的某種程度的復興有一定關聯。據清代乾隆年間的弘方所著《賢首宗乘》的記載，明朝末年至清初，最活躍的華嚴宗派別是雪浪洪恩一系的活動。雪浪洪恩（1545-1608），同憨山德清一樣，在南京的大報恩寺講授華嚴教理和唯識學，培養了眾多的弟子。當時的文化界領袖錢謙益在提到當時雪浪系的盛況時云「賢首宗派，得法弟子數百人，依法傳教者數千人。無論南北，不復有宗派如此者」。明末華嚴宗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按照《賢首宗乘》的說法，雪浪洪恩門下有巢松慧浸（1566-1621）、一雨通潤（1565-1624）、高原明昱等，之後則是蒼雪讀徹（1586-1656）、汰如明河（1588-1640）等。雖然《賢首宗乘》的記載，具有明顯的宗派意識，不能當成信史來看，但它至少反映了雪浪一系在明末清初的佛教界確實流傳較廣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