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檢索
和會中印,平章華梵
星雲大師對於佛教前途充滿洞見的思考,不僅可以說是漢傳佛教智慧法流在現代的體現,更蘊含了一種中華特有的思想傳統,我們不妨從中華思想的主流傳統來精要地解讀大師有關佛教前途的論述。
人間佛教中的具身倫理與生命秩序—以星雲大師生命權利思想為中心
在面向社會性、人間性和生活性的佛教現代化發展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宣導的「生命權利」和「眾生生權」等超越性倫理關懷,既適應了文明轉型與身份敘事轉化,也是身體倫理和社會現實生命需求的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提出的「下一個是生權時代,重視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發揚了生命和諧、歡喜與超越的積極因素,人間佛教修行的身體實踐則推動了人們敬畏心態的形成, 以佛教關於生命之果報輪回的敬畏作為仲介,通過對因果、緣分、生命、規則等倫理實踐,轉化生成為一種穩定化的生命倫理秩序,進而使得對因果的敬畏和生命的關懷最終成為了現代文明秩序的核心構成。敬畏心態是社會倫理、良心和道德形成的基礎,沒有敬畏,社會的道德、良心、文明秩序也就難以生成。由此,個體的、具身化的敬畏和群體的、社會的敬畏,是佛教在人間實踐的一個重要方式,這對於生命主體的自我覺悟和 解脫,對於生命自由、生命權利實踐與人們對現實生命需求的滿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
在中國乃至整個東方世界,觀音都是一位極受崇拜的菩薩。有人曾說,觀音是半個亞洲的信仰,這是一點都不為過的。在中國漢族地區,觀音信仰的流傳更為廣泛,「戶戶觀世音」這樣的俗語就反映了這種流傳的廣泛程度。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人們對觀音信仰在中國盛行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可是,對這種奇特的宗教文化現象進行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從歷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和哲學的角度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考察,卻一直是一個非常薄弱的學術領域。
明代佛教中的《起信論》
《大乘起信論》在明代受到重視,與明代華嚴宗的某種程度的復興有一定關聯。據清代乾隆年間的弘方所著《賢首宗乘》的記載,明朝末年至清初,最活躍的華嚴宗派別是雪浪洪恩一系的活動。雪浪洪恩(1545-1608),同憨山德清一樣,在南京的大報恩寺講授華嚴教理和唯識學,培養了眾多的弟子。當時的文化界領袖錢謙益在提到當時雪浪系的盛況時云「賢首宗派,得法弟子數百人,依法傳教者數千人。無論南北,不復有宗派如此者」。明末華嚴宗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按照《賢首宗乘》的說法,雪浪洪恩門下有巢松慧浸(1566-1621)、一雨通潤(1565-1624)、高原明昱等,之後則是蒼雪讀徹(1586-1656)、汰如明河(1588-1640)等。雖然《賢首宗乘》的記載,具有明顯的宗派意識,不能當成信史來看,但它至少反映了雪浪一系在明末清初的佛教界確實流傳較廣的事實。
慧遠鳩摩羅什之爭與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
廬山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的理論論爭,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研究中國佛教特別是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學者,無不對這一事件給予極大的關注。以《大乘大義章》為中心,詳盡地分析和研究這兩位佛學大師之間的往返問答和思想差異,成為該領域學術研究的重心和主流。相應地,在這一研究領域,學術界也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儘管對某一問某一答等細節的具體分析上,學者們間或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來說,前輩學者們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可以說是相當得詳盡完備了。倘若再就事論事地對《大乘大義章》的記述進行分疏,恐怕並沒有多少下足的餘地。
晚清民初巨變——現代中國佛學復興的歷史背景
今天我要討論的是,1900 年前後的歷史巨變與中國佛學復興的背景。1 傳統時代各個文明體曾經相對封閉,可是隨著世界地理的大發現與西力東漸,近代世界形成了一個彼此關聯的網絡。近代以來各個國家的很多變化,都是因為互相衝擊、影響和交流才出現的,所以,研究近代諸國歷史,一方面要多多考慮外部原因,即這些新變化是否可能與異域有關,一方面也要深入考慮內部背景,即這些外來因素為什麼會促進文化史這樣變而不是那樣變。
成長在中華文化沃土的人間佛教
百年來,人間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共性,是人間佛教發展的動力。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發展已經有百年歷史,目前發展的勢頭更為強勁,對於人間佛教的思想和實踐的研究也有半個多世紀。在我看來,人間佛教興起的一百年,是中華民族經歷歷史巨變的一百年;是中國人經歷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百年;也是中華民族經歷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再到資訊社會的一百年。所以,佛教走過不同尋常的發展道路,重要性可以從很多方面體現出來。
人間佛教與儒家思想——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為中心
人間佛教是當今中國佛教發展中最為顯著的潮流。而人間佛教之所以能夠形成、能夠有大發展,固然是由於人間佛教的提倡者發掘和彰顯了佛教經典中過去往往被忽視的人間性內容,強調這些內容是佛教的精髓,是應當奉行的,即所謂的「契理」;但更重要的是,人間佛教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在堅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必須對傳統佛教思想進行創新轉化,並努力付諸實踐,即所謂「契機」。而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就需要廣泛吸收佛教之外的宗教思想或哲學學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採取會通佛儒的方法,吸收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底色和主要內容的儒家思想。本文的重心即在於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為主,闡述人間佛教在形成、發展過程中與儒家思想的關聯。
從六朝佛典的翻譯和編輯看佛教中國化問題
我的研究課題之一,是對六朝時代、特別是五至六世紀的漢譯經典中的翻譯和編輯問題進行綜合調查。這一課題,與印度語原典在漢譯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的問題密切相關。本文擬從這一視點出發,就經典的中國化問題做若干考察。
佛法與眾生法的協和——從佛教中國化論人間佛教及其價值取向
由釋迦牟尼所創立的佛教,就其信仰體系的核心構成而言,實代表了關於宇宙、社會、人生之「存在」與「意義」問題最為透澈的精闢思考與整體領悟。「空」是關於世界現象之「存在」的本質揭示,「緣起」則是關於「存在」的結構性分析。一切「存在」,只要它是以空間―時間的共相維度為其「存在」之基本場域,那麼,這種「存在」就無有例外地是以某種結構性來呈現;而一切結構性的「存在」,便無有例外地必然內含著其自身的被解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