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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澂與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知性向度
呂澂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佛學家之一。二十世紀五○年代以後，呂澂先生在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知性向度上持續前行，既未走向自我否定，也未發生思想轉向，為二十一世紀中國佛教的知性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史基礎。
「人間佛教」與世界和平
佛教是一個和平的宗教，自誕生至今約二千五百年來，沒有發動、參與過任何一場戰爭，是人類和平一貫的宣導者和實踐者。佛教唯一的武器，是智慧之劍，它的敵人也只有一個，那就是自己，自己內心的貪瞋癡。而提倡「人間佛教」的星雲大師，更是當今促進世界和平的偉大榜樣。「人間佛教」的主旨，是改善人心、關注當今社會、促進世界和平；其途徑，是通過佛陀教誨的實踐，認識人的本性，約束人的不良欲望、暴力與侵略性。佛教認為：只有通過自我修行，遵守戒律，提升智慧，「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才能不斷完善個體生命的品質，而只有每個人都願意並實踐自我約束並理解他人，才能達到人與人的友愛、達到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宗教、不同政治群體的理解、包容、和諧。而星雲大師本人更以其多年的修行實踐，成為華人世界共仰的道德楷模。
源起佛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入世修行品質
釋迦的佛教是宗教和哲學的混合體，因為教義複雜繁瑣，造成傳承者對其產生了分歧性解讀。有些分歧使得釋迦去世後誕生的一些教派偏離了釋迦的本義，他們遠離社會生活，只傾心於出世的修行環境，執於自利自證的自我修行。釋迦用自己成佛而入世、開示眾生、幫助眾生得智慧成佛果的事蹟，表明了釋迦慈悲為本、入世修行的情懷。這種情懷和釋迦佛教的教義是統一的，緣起論、四聖諦論中釋迦示人以苦成之理和滅苦之道，提示人們既注重自我修行，也注重入世修行。星雲大師通過對佛教史的思考與釐定，直接佛陀思想，直指佛陀本懷，積極倡導人間佛教，發揚釋迦以救助眾生為最高追求的慈悲利他精神，把佛陀入世修行的思想外化到人間生活的各個環節和角落。
凡聖之橋：人間佛教與社會關係再造——以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宣導的信仰方式為中心
個體化與多元化是當代社會的顯著特徵，作為社會的構成部分之一的宗教亦然。這使得傳統社會整合的最主要形式—宗教在當代社會整合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西方的經驗表明，當宗教走進公共領域時，宗教是否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具有足夠的公共性，即是否可以營造出橋梁式社會資本。近代以來，我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變遷，個體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多重原子化，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整合最大的困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信仰方式以培養菩薩公民為切入點，給佛教帶來公共性特徵：將關係帶進個人，克服時下普遍存在的自我中心主義；架構的群體與群體之橋表現為將關係帶進信仰群體，克服狹隘的我群中心主義；架構的信眾／信仰群體與社會之橋，將人間佛教帶進公共領域。這一信仰實踐方式有利於實現對多元原子化之關係格局的改造，實現社會的有序整合。
人間佛教中的具身倫理與生命秩序—以星雲大師生命權利思想為中心
在面向社會性、人間性和生活性的佛教現代化發展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宣導的「生命權利」和「眾生生權」等超越性倫理關懷，既適應了文明轉型與身份敘事轉化，也是身體倫理和社會現實生命需求的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提出的「下一個是生權時代，重視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發揚了生命和諧、歡喜與超越的積極因素，人間佛教修行的身體實踐則推動了人們敬畏心態的形成， 以佛教關於生命之果報輪回的敬畏作為仲介，通過對因果、緣分、生命、規則等倫理實踐，轉化生成為一種穩定化的生命倫理秩序，進而使得對因果的敬畏和生命的關懷最終成為了現代文明秩序的核心構成。敬畏心態是社會倫理、良心和道德形成的基礎，沒有敬畏，社會的道德、良心、文明秩序也就難以生成。由此，個體的、具身化的敬畏和群體的、社會的敬畏，是佛教在人間實踐的一個重要方式，這對於生命主體的自我覺悟和 解脫，對於生命自由、生命權利實踐與人們對現實生命需求的滿足都具有重要意義。
本懷同感與人間神顯—現象學視域中的「星雲戒學」研究
自由化、制度化、人間化的「星雲戒學」超越了形上化、禁欲化的傳統戒學，成為化解傳統戒學所遭遇之時代危機的戒學新形態。就內在維度而言，強調將佛陀本懷內化於自身，並在當下生活情境中重構自身，達到佛陀本懷的切身化狀態的「本懷同感」，是「星雲戒學」的根本視域，「因時制宜，時開時遮」與「止惡行善，饒益有情」，是這一視域在制戒原則與戒學精神方面的具體呈現。就外在呈現而言，人在日常持戒活動中，可以達到自利利他的「人間神顯」狀態，即持戒所達到的上手狀態，而犯戒與懺悔，則構成陷入非本真狀態的持戒人自我救贖的內在機制。就終極境界而言，「人格完成，菩提圓滿」是「星雲戒學」的「理想型」。另外，本文還探討星雲戒學與定、慧學及佛光山人間佛教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