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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理念─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個性特色論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情」觀念發微
當前人類似乎面臨著「無情」困境，許多學者開始轉向「情」的研究。「情」是有情眾生的基本特徵，傳統佛教的超越境界存在去「情」現象，人間佛教卻提倡要重視人的情感、珍惜世間的親情和愛情，這通常成為人們判定人間佛教世俗化的一個重要根據。考察星雲大師「情」觀念的內涵有助於理解人間佛教的人間性、生活性；考察其實踐則可以挖掘他為人間佛教的發展所貢獻的具體思想價值。本文通過對大師「情」觀念內涵及實踐的研究發現：重視世俗之情是中道生活的必然取向；情的轉化、昇華是菩薩道的必然要求；「情」觀念的實踐是人間佛教的活力所在。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教法的現代化研究
本文使用宗教現象學研究奠基者布里克（C. Jouco Bleeker）的宗教現象學方法研究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教法的現代化問題。布里克通過研究宗教的理論含義（theoria）、自身邏輯（logos）和實現（entelecheia）把握宗教的內在本質和現實中宗教的外在形式變遷。本研究將「菩薩教法」視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核心，而「菩薩」又是「菩薩教法」的核心概念。通過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教法理論（theoria）中「菩薩」的相關概念論述來揭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菩薩特點。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修學實踐的進路：四弘誓願、四無量心、四攝法、六波羅蜜顯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修行進路現代化的內在邏輯（logos），以現代化實踐維度的實現（entelecheia）突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現代化菩薩行的維度、標誌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持續發展的動力。通過這三個中心範疇的聯繫整體顯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菩薩教法的現代性轉化。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詮釋觀研究—以「解憂」為例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生命―生死―生活」的詮釋結構，既有來自於印度哲學、佛教哲學的要素，還包含對中國哲學傳統的吸納融匯。星雲大師融攝「空淨禪」的「生命―生死―生活」整體詮釋，是立足於「人間」的具體實踐，是大乘佛教菩薩精神的具體開展。以「解憂」為例，星雲大師主張將「憂苦」轉換為「憂患意識」、「先天下之憂」，以進取的精神將眾生的事業擔負起來，提出「慈悲即是佛性」的主張，擴展了慈悲的內涵，體現了佛教菩薩精神與中國傳統聖賢品格的會通。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詮釋觀是注重大乘菩薩道精神的佛教「實踐詮釋學」。
人間佛教就是人間生活的佛教——讀《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何謂人間佛教？星雲大師曾多次說道：「佛教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是佛教。」這一表述既可視為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所給出的最為簡明直接的定義，同時也反映了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的深層思考。可以說，星雲大師的著作《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就是對「人間佛教就是佛教」這一表述的系統展開，是大師對其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帶有總結性的闡述。筆者以為，如果要對上述定義下一註腳，不妨可以說：人間佛教就是人間生活的佛教。
人間佛教從「正信」到「融和」——星雲大師的信仰判攝與宗教包容
星雲大師多年弘法利生，重視佛教與各宗教信仰互動之議題，他認為「信仰」從高至低有正信、迷信、不信、邪信之層次，欲消除佛教中參雜「鬼神化」、「巫風」的成分而回歸「正信」的佛陀本懷，基本上仍尊重「迷信」，但不與「邪信」交流。星雲大師往往以同理、包容、尊重的態度應對各種宗教信仰，更透過「佛光淨土」之「五乘融和」思想，將儒家、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比配於五乘而予其相應的定位。足見，人間佛教在堅守「正信」的本位上展現「融和」的氣度，在對各宗教信仰的審視上，跳脫了「非正信即邪教」、「非內學即外道」的二元對立之窠臼。
人間佛教的佛陀觀——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為探討
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佛陀是人不是神，這原是無庸置疑的，然而二千多年來，由於人們對佛陀的懷念、信仰以及政治、文化、社會背景各種因素，致使佛陀逐漸被神格化，成為一位萬能的神，佛教也發展出多佛多菩薩的信仰。在文化發達、理性發展、全民教育普及的二十一世紀，正確的佛陀觀是建構人間佛教思想體系的重要核心，正如星雲大師1953 年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即提出「知道佛陀，才能認識佛教！」佛陀觀的理解，影響佛教的修學體系、未來發展。本文擬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來探討人間佛教的佛陀觀。
人間佛教包容的智慧
過去的2600 年間，佛教在精神追求、道德教化、推動世界和平、解決當代人的心靈困惑和危機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因而傳遍了世界每一個角落，廣為人知。二十一世紀對佛教的發展而言，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既充滿了機遇也提供了挑戰。毫不誇張地說，今日的佛教面臨著人類發展的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從「持戒」到「給人因緣」——《佛法真義》與星雲大師的「佛教仁學」
人間佛教乃是當代漢語佛教的主導形態，其中，由星雲大師領導的台灣佛光山系統，是世人公認最為成功的典範。筆者曾撰文指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不是星雲大師一人之思想，而可視為是全球化時代漢語佛教對現代性的一個「集體性」思想應對，故有其新的佛教形態學的意義。從規範性的角度說，此一新的佛教形態學即是「佛教仁學」，乃是人間佛教行者基於佛教的般若智慧與慈悲精神，將中華「仁學」原則自覺地接納，進而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最徹底地貫徹落實之的形態表現。對於「佛教仁學」形態的有效性、局限以及未來發展，自然仍有討論的空間，這裡，筆者擬結合星雲大師新著《佛法真義》，特別圍繞大師對「持戒」與「給人因緣」的詮解，對星雲大師的「佛教仁學」再作一申論。
僧團‧ 教團‧ 社團——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機制研究
始於二十世紀初的佛教革命思潮影響深遠，一定程度上，它預示了整個二十世紀人間佛教思想變遷的基本問題。 民國初年，佛教革命的領軍人物，當屬太虛大師。太虛關於佛教「三大革命」的提出，吹響了近代中國佛教革新的進軍號。此前雖有佛教革命之提倡，比如華山、棲雲、蘇曼殊等，曾經提到面對劇烈變革的形勢，「佛教非速革流弊、振興僧學不為功」，但這些提法均無明確的改革方向。至太虛大師「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的提出，則使當時中國佛教界有了前進的方向和目標。在其影響下，許多有志於佛教革新的仁人志士們先後提出了改革佛教的具體設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