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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鏡宙居士與中國近現代佛教
星雲大師《百年佛緣》第50、51 節曾專門介紹近現代浙江籍的著名佛教居士朱鏡宙。在星雲大師看來，朱鏡宙的思想和立場屬於傳統派佛教，「雖然思想不同、看法不一，但為了佛法，我們還是殊途同歸啊！」朱鏡宙居士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有著極為廣泛的交遊，他不僅皈依虛雲老和尚，同時還與包括太虛大師、法舫法師等著名的近現代佛教改革家以及星雲大師等都有過密切往來。朱鏡宙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的貢獻，正如星雲大師所說的，主要表現為「印經廣傳佛教」、「認真弘傳佛法」。本文簡單考察了朱鏡宙學佛及弘法經歷，分析了其佛學思想及其對中國現代佛教的貢獻。透過朱鏡宙中年以後的佛教人生，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中國近現代佛教思潮發展演變的軌跡和脈絡，同時對於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也不無啟示或借鑑意義。
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的民間與民俗化問題淺論
本文認為佛教的民間及民俗化問題既是現實中出現的問題，也關乎中國佛教的民間傳統承傳問題，因為這些因素已經深入地滲透在中國佛教的信仰實踐與科儀之中。因此，無論從觀念理解上，還是民俗文化的承傳保護上，都有重新審視的必要。本文為基於人間佛教審視民間化問題提供了一條原則的思路。
略談中國現代佛教新舊之爭中的江浙叢林
什麼是人間佛教﹖這是當代佛教界一個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的課題。星雲大師曾多次說過：人間佛教就是佛教，人間佛教就是漢傳佛教。佛教產生自印度，傳入中國之後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形成了有別於印度佛教的漢傳佛教傳統。清末民初以來，中國佛教走上改革與復興之路，人間佛教就是近現代佛教改革暨佛教現代化運動中出現的新佛教思潮。
論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與中華文化——兼論漢傳佛教的現代化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是以人為本作為背景的中華文化傳統作為基礎，且是一種人間成佛的佛教思想。隋唐佛教八宗並盛，從各自的判教中，融攝不同教理而一之。再結合儒道思想而有「五乘佛法」的觀念。中國佛教現代化應在傳統「以因（因襲）為創（創新）」的精神，兼採南傳、印度、藏系佛教，以及現代學術成果以自增益。星雲大師傳承的，正是由中華文化傳統精神而產生的「人間佛教」—八宗並弘，兼容他系佛教，以及現代的學術與文化思維。帶領佛教走入21世紀，成為佛教的典範，以發揚佛教而光大於世界。
論當代人間佛教思想的反思特質：以太虛大師的論述為中心
太虛大師（1890-1947）是20世紀漢語佛教界肇興未已的「人間佛教」思潮運動過程中，思想影響最卓著的佛教思想家，其思想個案至今仍值得人們進行深入探析。本文從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年譜》中的總體評價入手，指出太虛大師所著力建構的「人間佛教理論」，呈現出鮮明而深刻的反思意識。這種反思意識的構成內容，具體表現為對中國佛教思想傳統的反思、對中國佛教的出路的反思，對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之關係的反思，以及中國佛教與中國社會關係的反思認知，必須結合其對人間佛教社會觀、乃至社會理論展開相應的思考。 本文指出，太虛大師以反思性為特徵的「人間佛教理論」，堅持以佛教為本位、以中國為本位兩大原則立場，以此展開其「人間佛教學」建構的「佛教性」、「中國性」、「社會性」、「文化性」和「普世性」，有其鮮明的中國社會認知與佛教弘化的關係意識。上述太虛大師佛教思考中的佛教性、中國性、社會性、文化性和普世性，既是其人間佛教理論的構成內容，更體現其人間佛教理論具有一種「反思性」的建構類型。
人間佛教與多元現代性——以星雲模式為中心的探討
現代化絕不是一個現代性逐漸代替傳統性的單線發展的歷程，而是現代性與傳統文化對話、交流和互相重新建構的複雜的過程。中國社會以及佛教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面臨著兩個方面的挑戰：第一，中國社會和佛教自身的現代化轉型，要繼續在理性的啟蒙下，在功能上全方面地適應現代化的進程；第二，在現代化已經呈現出其自身具有的矛盾性和困境的視野中，佛教以及其他的中國文化要發揮其精神性和宗教性的因素，引導、規範甚至局限現代化的衝力。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模式，是佛教現代化的一個典型的範式，很好地處理了佛教自身的現代化轉型與現代性的矛盾之間的張力，為多元現代性的發展提供了範例。
人成與佛成——對於現代化轉型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念實踐探索之思考
本文是作者閱讀星雲大師傳記作品《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的讀後心得。作者認為我們從這本傳記所讀出的內容並不僅僅是星雲大師本人的弘法經歷、佛行事業，而更覺得是在讀一幅漢傳佛教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實踐探索的歷史畫卷。
第二屆宗教實踐與文學創作暨《中國宗教文學史》編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宗教實踐與文學創作暨《中國宗教文學史》編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1920 年開始，中國阿含經典研究成果大致經歷了從梁啟超的概述性認識，到呂澂的經文校勘，再到印順法師對內容義理的深入辨析這三個階段。十九世紀下半葉，《阿含經》編譯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有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漢譯南傳大藏經》等。這些基礎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的完成，既扭轉了對《阿含經》的傳統認識，也為對《阿含經》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態度儘管受傳統束縛很大，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思想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西元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 (Chinese Buddh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