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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之研究──兼論中有觀
依佛經說，有情輪迴轉生的過程為中有，生有，本有，死有四期. 生有指托胎的最初一剎那，中有舊譯為中陰，用以說明自死有至生有的連繫體. 佛教認為有情的投胎 -- 生有，須三事和合，即性交，月經，中有.《大毘婆沙論》與《俱舍論》對中有的投胎有詳細敘述，即：若有相當的業，就於瞬間感得，前往投生，其決定的因素為前世業. 依佛陀說，有情是五蘊和合而成，若在前滅後生有個連續者，那就是業力，所謂輪迴就是業的相續. 部派佛教時期，犢子部提出「非即非離蘊」以說明輪迴轉生，類似此種思想的是化地部的窮生死蘊，正量部之果報識，經量部之細意識或一味蘊，大眾部的根本識，皆是指隨經驗不斷變化之連續體. 生有觀必然牽涉到中有觀，此為輪迴主體的肯定與否定問題. 作者認為，若把無我緣起與輪迴思想作不同立場的解釋，則業的意義自可明瞭。
我國傳統史籍中佛教專篇史料之檢討
我國傳統史學著作，對宗教史的記載相當缺乏. 今人即使遍尋《二十五史》《三通》《資治通鑑》《讀通鑑論》等書，也難以從中得到中國佛教史的完整輪廓。 在正史中，除《魏書》及《新舊元史》外，其他諸史多半不為佛教史事立專傳，即使有記載，也都收在具貶抑意味的 〈藝術〉〈方伎〉〈夷蠻〉等傳中. 史官選人入傳的標準，多偏重神異事蹟，及其與統治者的關係，顯示大部分正史作者對佛教史實的輕忽與鄙視。 傳統史家忽視佛教史之因如下：一. 以儒家思想之價值標準來修史，故釋老二教不受重視. 二. 中國正統史學淵源於春秋，具重視夷夏之分的民族意識，對外來的佛教，當然不願重視. 三. 各書史料的基本來源，為歷朝官方文書，其中即使有佛教資料，也多記載帝王與佛教的關係.作者認為，研究中國佛教史，須以各種大藏經的史傳部典籍為基本資料; 現代史學研究者，可將佛教內部史料引入史學界，以補充佛教史之不足。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問題，是最近思想文化界討論的「熱門」論題。傳統文化的討論，又是這「熱門」之中的興奮點。對於這次討論，我了解不夠，考慮也不太成熟。但我認為，人類文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成割斷。我們要汲取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精華來充實、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文化。我看中國傳統文化也應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現在有一種偏見，一提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凡聖之橋：人間佛教與社會關係再造——以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宣導的信仰方式為中心
個體化與多元化是當代社會的顯著特徵，作為社會的構成部分之一的宗教亦然。這使得傳統社會整合的最主要形式—宗教在當代社會整合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西方的經驗表明，當宗教走進公共領域時，宗教是否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具有足夠的公共性，即是否可以營造出橋梁式社會資本。近代以來，我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變遷，個體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多重原子化，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整合最大的困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信仰方式以培養菩薩公民為切入點，給佛教帶來公共性特徵：將關係帶進個人，克服時下普遍存在的自我中心主義；架構的群體與群體之橋表現為將關係帶進信仰群體，克服狹隘的我群中心主義；架構的信眾／信仰群體與社會之橋，將人間佛教帶進公共領域。這一信仰實踐方式有利於實現對多元原子化之關係格局的改造，實現社會的有序整合。
中道方法論與人間佛教
本篇發言實際上是對於星雲大師的著作《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的學習體會，發言的主旨在於，人間佛教面對各種疑議，應當明確以中道方法來處理諸種關係的經驗，並且進一步以中道方法論推進人間佛教。
和會中印，平章華梵
星雲大師對於佛教前途充滿洞見的思考，不僅可以說是漢傳佛教智慧法流在現代的體現，更蘊含了一種中華特有的思想傳統，我們不妨從中華思想的主流傳統來精要地解讀大師有關佛教前途的論述。
人間佛教中的具身倫理與生命秩序—以星雲大師生命權利思想為中心
在面向社會性、人間性和生活性的佛教現代化發展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宣導的「生命權利」和「眾生生權」等超越性倫理關懷，既適應了文明轉型與身份敘事轉化，也是身體倫理和社會現實生命需求的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提出的「下一個是生權時代，重視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發揚了生命和諧、歡喜與超越的積極因素，人間佛教修行的身體實踐則推動了人們敬畏心態的形成， 以佛教關於生命之果報輪回的敬畏作為仲介，通過對因果、緣分、生命、規則等倫理實踐，轉化生成為一種穩定化的生命倫理秩序，進而使得對因果的敬畏和生命的關懷最終成為了現代文明秩序的核心構成。敬畏心態是社會倫理、良心和道德形成的基礎，沒有敬畏，社會的道德、良心、文明秩序也就難以生成。由此，個體的、具身化的敬畏和群體的、社會的敬畏，是佛教在人間實踐的一個重要方式，這對於生命主體的自我覺悟和 解脫，對於生命自由、生命權利實踐與人們對現實生命需求的滿足都具有重要意義。
釋《肇論》、《大乘起信論》對魏晉玄學「有無之辨」的兩種回應及動因—以人間佛教人間概念為中心的研究
「有無之辨」是魏晉玄學熱議話題之一，對於其中存在的懸而未決的問題，《肇論》、《大乘起信論》在方法論上進行了回應，但是對此學界關注較少。前者通過強調空性達到消除有無二元對立的矛盾，後者則是以眾生心達到統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的目的。至於回應背後的動因，與佛教傳入中國時面對的直接問題有關，也就是為進入世人日常生活提供理論支持。最後討論問題過程中可以發現，我們對於「人間」概念的理解，不應僅僅局限於人生層面，還要從神聖性、義理性、生活性等多個層面來把握。
當我在林中（外二章）
晚清民初巨變——現代中國佛學復興的歷史背景
今天我要討論的是，1900 年前後的歷史巨變與中國佛學復興的背景。1 傳統時代各個文明體曾經相對封閉，可是隨著世界地理的大發現與西力東漸，近代世界形成了一個彼此關聯的網絡。近代以來各個國家的很多變化，都是因為互相衝擊、影響和交流才出現的，所以，研究近代諸國歷史，一方面要多多考慮外部原因，即這些新變化是否可能與異域有關，一方面也要深入考慮內部背景，即這些外來因素為什麼會促進文化史這樣變而不是那樣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