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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與儒家思想——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為中心
人間佛教是當今中國佛教發展中最為顯著的潮流。而人間佛教之所以能夠形成、能夠有大發展，固然是由於人間佛教的提倡者發掘和彰顯了佛教經典中過去往往被忽視的人間性內容，強調這些內容是佛教的精髓，是應當奉行的，即所謂的「契理」；但更重要的是，人間佛教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在堅持佛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必須對傳統佛教思想進行創新轉化，並努力付諸實踐，即所謂「契機」。而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就需要廣泛吸收佛教之外的宗教思想或哲學學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採取會通佛儒的方法，吸收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底色和主要內容的儒家思想。本文的重心即在於以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為主，闡述人間佛教在形成、發展過程中與儒家思想的關聯。
多元現代性視域中的佛教與傳統
佛教主張眾生平等，當然內含著對不同的文明傳統都須同等尊重。所以，就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而言，其實該否定的不是儒家傳統本身，而是用來維護統治者既得利益的唯儒學為尊（或儒表法裡）的不變地位。
人間佛教與儒佛交融——以太虛和星雲大師為中心
在中國佛教界對人間佛教理論的完善和實踐展開過程中，體現了與儒學思想相融合的特點，雖然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曾經歷過儒學化的過程，但人間佛教再次關注到與儒學的思想聯繫，這種融合體現在諸多的方面，此文以比較性的方法，將這種融合歸納為七個方面，即人間佛教的人本特色與儒學的人本主義的融合、人間佛教的倫理思想與儒家的倫理觀的融合、人間佛教的「入世」品格與儒學的入世精神的融合、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與儒家的大同理想的相融、人間佛教的成佛境界與儒學的成聖理想的相融通、人間佛教的契理契機方法與儒學的經權結合方法的相通以及人間佛教的實踐品格與儒學的重行傳統的相通等等，人間佛教這種儒佛交融特點有其重要的意義。
中國文化與五乘共法
中國自唐宋以降，開始有了「書院」的設置，不僅成為孕育中國人文與學術思想的搖籃，更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徵之一。以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嶽麓書院為例，早在唐末五代（約九五八年）時，智睿法師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眾，召集士子讀書求學；之後，潭州（長沙）太守朱洞先生於北宋開寶九年（九七六）承此基礎而創立。後來經過儒家的興革，尤其南宋時，著名理學大師朱熹先生（一一三○～一二○○）曾兩次到這裡來講學，當時學生曾多達千人以上，可以說盛極一時。 書院不但是孕育中國人文與學術思想的搖籃，也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徵之一。本文即以「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為題，分別從「中國文化的內涵」、「佛儒之間的交融」、「五乘佛法的思想」、「人間佛教的未來」等四個方向，約略探討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星雲大師對儒家思想的改造—以《人間佛教》為中心的研究
星雲大師是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最有成就、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人間佛教大師，對中國乃至世界的佛教事業作出傑出的貢獻。他的人間佛教思想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關懷色彩，對傳統的儒家思想進行改造和吸收，將其納入到佛家的思想體系之內。從而一方面促進佛教思想的入世性，一方面提升儒家思想的境界和內涵，實現雙向的利益和昇華，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之傳承和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本文將就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一書中，關於具有典型儒家文化色彩的「忠」、「孝」與「和」的思想之吸收改造，進行討論、研究。有鑑於佛教思想文化中，亦有「孝」與「和」方面的思想，因此本文也將區分佛教這方面的思想和儒家的相似與不同，從而認識星雲大師相關思想的歷史源頭。
中國佛教人文精神的歷史與未來
中國佛教淵源於印度佛教，而形成發展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中國佛教師保持了印度佛教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又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中形成了許多特殊的特質，其中最突出的是其對現實的人和人生問題的關注，這成為中國佛教文化的重要特點。發揚中國佛教關懷現世現生的人文精神，使佛教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不僅有助於現代的社會和人生，而且對佛教在現代及未來的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台灣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成立 開幕研討會隆重舉行
爲國際佛學研究的重鎮。 星雲大師進一步說，人間佛教一切以人爲本，就是從出生、修行、說佛、成道皆在人間，就像當年國際佛光會成立的目的，就是將佛教從玄談轉型成爲實際服務。 星雲大師說，中華文化思想除了受到儒家影響，就是佛教對人生和社會的影響最大了。此次學術研討會探討漢傳佛教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意義非常重大。他分析佛教起源於印度，但是藏傳佛教普及不夠，南傳佛教著重供養制度，日韓佛教仍有欠缺，佛教傳到西方也因爲語言問題而有所不足。佛教傳到中國歷史最悠久，從最初的譯經，到後來的大乘佛教八宗、小乘佛教十幾個流派，漢傳佛教對於各個宗派的融合，可說是功不唐捐，成績斐然。 星雲大師說，佛光山已經由慈惠法師成立一.....
星雲人間佛教對老人關懷之探討——以宜蘭仁愛之家日托班為例
台灣在1993年時老年人口比例即達7%，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並逐年遞增，迄2011年已占總人口比率10.74%，這同時又受到低出生率少子化的影響，以及台灣民眾受縛于儒家傳統孝養思想，無法像歐美西方家庭接受在養老院終老的觀念，因此，更突顯台灣老年照護的急迫需求。早期相關學術研究，主要針對政府老齡長期照護的政策研究，近幾年才出現老年日間照顧的探討。 老年人口預估已達12.5%超出全國平均比例的宜蘭地區，歷年來分別有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團體試辦過老人日間照顧，卻少有成功者，迄今卻未見任何有關這些宗教團體老年日間照顧的學術研究，故值得本論文以其中唯一成功由星雲人間佛教所辦的宜蘭仁愛之家日托班，在未蒙政府任何補助情況下，十多年來仍能成功經營的實例做深入探討，以瞭解星雲人間佛教透過日間照顧給予老人何種關懷？成效如何？以及在未來永續經營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困難？並藉以瞭解宗教信仰是否會影響老人參與日間照顧的決定因素。 本研究方法主要為質性研究之文獻觀察的比較與分析、實地的參與觀察以及透過仁愛之家工作人員、日托班學員與其家屬的深度訪談。希冀藉此論文呈現出基於星雲人間佛教對老人的關懷，所經營的老人日間照顧的成功模式，以做為未來有意辦理老人日間照顧者的參考。
程頤天理論的建構及其與佛學之因緣
本文試圖探討程頤是如何吸納佛家的思辨哲學以構建理學的靈魂──天理論，從而實現其抗擊佛教、重振儒學的理學旨歸的。 文章首先闡明了傳統儒學因拙於形上思辨，已無力招架形上學富足的佛教的攻勢，程頤的天理論便是他攝取佛學的思辨方法重塑儒家倫理的結果。接著文章又詳述了程頤天理論和佛教的關係，認為繼承佛學的本體論思惟方式是程頤天理論和佛學的最大因緣。文章以為程頤的本體論有一個從理本、心本並重到專宗理本的轉變過程，而佛學輒為程頤早年的「二本構架」和貫其一生的理本論的營建提供了思想資源。文章還指出了程頤由「二本」轉向理一本的緣由。
梁漱溟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之辯
宗教如何與社會相關？它們是對立還是和諧共處？這個問題在近代中國變得非常重要，也是宗教傳統主義者與宗教改革派的分界。中國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主張佛教與社會要清楚分離，從而避免宗教淪為社會的激進批判工具。我們應先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1890-1947）所提出的改革計畫，檢驗他的傳統主義立場，之後，我們將研究一場辯論；這場辯論一方是梁漱溟（1893-1988），另一方則是太虛大師、其徒印順法師（1906-2005）和僧團。梁漱溟將佛教視為一種純粹出世的宗教，反對利用佛教來解決社會問題，他反而提倡儒家思想，將它當作一種可以更有效達成佛教最終出世目標的善巧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