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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初期佛法中的開展
佛法重自證而不重信仰，但在佛法廣泛傳揚後，社會大眾對佛的敬仰與一般宗教的信心相似，「信」成道品的內容，為「五根」「五力」之一. 這是對佛生起的淨信心. 佛教用「信」為修持方法，憶念而不忘失，稱為「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 信念三寶不忘，到達「信」的不壞不動，名為「佛證淨」「法證淨」「僧證淨」，即是依此隨念而得不壞的淨信. 信用於修行，意味著「自力不由他」的智證的佛法，一部分向他力的方向轉化. 修學而趣入預流果的方便，經說有二類：一約四諦說證入，是重於智證的方便; 二以信戒為基，引入定慧的方便. 此二者，一重慧一重信，但這只是適應不同根器的善巧方便，如證入聖果，都是有信與智慧. 將「信」引入佛法，攝受信行人，終要導入智慧的觀察分別忍，才符合佛法的正義。
從佛教中國化過程看「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
由釋迦牟尼佛所創立的佛教，既是一種宗教，也是一種哲學。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有它獨特的信仰體系、組織結構以及把信仰體現出來的實踐方式，包括禮拜儀式，但相對於其他宗教而言，佛教又有它顯著的特殊性。
凡聖之橋：人間佛教與社會關係再造——以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宣導的信仰方式為中心
個體化與多元化是當代社會的顯著特徵，作為社會的構成部分之一的宗教亦然。這使得傳統社會整合的最主要形式—宗教在當代社會整合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西方的經驗表明，當宗教走進公共領域時，宗教是否可以發揮積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具有足夠的公共性，即是否可以營造出橋梁式社會資本。近代以來，我國經歷著劇烈的社會變遷，個體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等領域的多重原子化，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整合最大的困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信仰方式以培養菩薩公民為切入點，給佛教帶來公共性特徵：將關係帶進個人，克服時下普遍存在的自我中心主義；架構的群體與群體之橋表現為將關係帶進信仰群體，克服狹隘的我群中心主義；架構的信眾／信仰群體與社會之橋，將人間佛教帶進公共領域。這一信仰實踐方式有利於實現對多元原子化之關係格局的改造，實現社會的有序整合。
「人間佛教」理念的傳播——基於中國知網資料庫的分析
本文借助於中國知網資料庫的檢索功能，對人間佛教理念的傳播進行分析。分析表明，儘管1983 年人間佛教的理念就已經提出，但早期人間佛教的理念傳播僅限於佛教界內部，佛教界之外對人間佛教的關注並不太多。2004 年前後，伴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展理念的提出，人間佛教理念才引起更廣泛的關注。對比分析發現，十八大之後官方更加積極宣導人間佛教理念，為人間佛教的發展營造了有利的發展環境，但人間佛教的學術研究相對落後於人間佛教實踐的發展，特別是圍繞人間佛教的社會科學研究明顯缺乏。人間佛教的復興依賴於教界、官方和學界的協同互動，人間佛教的社會學研究亟待加強。
人間佛教回傳印度研究――「佛光山徳里文教中心」觀察思考
人間佛教在中國大陸的功能轉型
2018年，中國大陸的佛教徒（包含共產黨允許的其他宗教），應可慶祝一場值得緬懷的週年紀念：就在40 年前，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恢復大陸宗教修持活動議案，此為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宗教受到全面性壓制之後的一個新開始。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
在中國乃至整個東方世界，觀音都是一位極受崇拜的菩薩。有人曾說，觀音是半個亞洲的信仰，這是一點都不為過的。在中國漢族地區，觀音信仰的流傳更為廣泛，「戶戶觀世音」這樣的俗語就反映了這種流傳的廣泛程度。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人們對觀音信仰在中國盛行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可是，對這種奇特的宗教文化現象進行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從歷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和哲學的角度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考察，卻一直是一個非常薄弱的學術領域。
明代佛教中的《起信論》
《大乘起信論》在明代受到重視，與明代華嚴宗的某種程度的復興有一定關聯。據清代乾隆年間的弘方所著《賢首宗乘》的記載，明朝末年至清初，最活躍的華嚴宗派別是雪浪洪恩一系的活動。雪浪洪恩（1545-1608），同憨山德清一樣，在南京的大報恩寺講授華嚴教理和唯識學，培養了眾多的弟子。當時的文化界領袖錢謙益在提到當時雪浪系的盛況時云「賢首宗派，得法弟子數百人，依法傳教者數千人。無論南北，不復有宗派如此者」。明末華嚴宗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按照《賢首宗乘》的說法，雪浪洪恩門下有巢松慧浸（1566-1621）、一雨通潤（1565-1624）、高原明昱等，之後則是蒼雪讀徹（1586-1656）、汰如明河（1588-1640）等。雖然《賢首宗乘》的記載，具有明顯的宗派意識，不能當成信史來看，但它至少反映了雪浪一系在明末清初的佛教界確實流傳較廣的事實。
慧遠鳩摩羅什之爭與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
廬山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的理論論爭，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研究中國佛教特別是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學者，無不對這一事件給予極大的關注。以《大乘大義章》為中心，詳盡地分析和研究這兩位佛學大師之間的往返問答和思想差異，成為該領域學術研究的重心和主流。相應地，在這一研究領域，學術界也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儘管對某一問某一答等細節的具體分析上，學者們間或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來說，前輩學者們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可以說是相當得詳盡完備了。倘若再就事論事地對《大乘大義章》的記述進行分疏，恐怕並沒有多少下足的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