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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論」研究百年之路
當代中國佛學研究的開創者是楊仁山居士，被人們稱為「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是在比較儒、釋、道各家學說後，多次閱讀《大乘起信論》，才「始知佛法之深妙，統攝諸教而無疑也」。他自述：「鄙人初學佛法，私淑蓮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賢首、清涼，再溯其源，則宗馬鳴、龍樹。此二菩薩，釋迦遺教中之大導師也。西天東土，教律禪淨，莫不宗之。遵其軌則，教授學徒，決不誤人。」所以他要「建立馬鳴宗，以《大乘起信論》為本，依《大宗地玄文本論》中五位判教，總括釋迦如來大法，無欠無餘，誠救補偏之要道也」。楊仁山認為佛教理論中的常住不變的是「真如」，它緣起萬法，但「本性清淨」。「真如」是佛性，是原本就有的一種心性，因此他持「真如緣起」說。遺憾的是，楊仁山居士的願望並沒有由他的弟子們完成，反而走上另一個方向。 《大乘起信論》的研究在二十世紀佛學中據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正是有了對它的爭論，掀起了當代中國佛學研究的首次高潮，並且一直影響了後來的佛學研究。本文即對百年來的這方面研究作一些粗淺的介紹與綜述，不足之處，歡迎方家補足。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六——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四）
這次要談的是苗栗大湖法雲寺派。苗栗大湖法雲寺之建立者覺力和尚（1881-1933）來自鼓山湧泉寺，原籍廈門鼓浪嶼。他於民國初年來台，得力於首徒妙果和尚（1884-1963）的協助，並在功德主劉緝光、吳定連等鄉紳的護持下，於苗栗大湖開山建寺。後妙果和尚又於中壢創建圓光寺，同時以法雲寺及圓光寺為中心，影響力遍及全台，與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善慧法師、台北五股凌雲寺本圓和尚、台南開元寺傳芳和尚、高雄阿蓮大崗山義敏、永定和尚，同為日本殖民時期深具影響力之禪宗大法派。
〈台灣佛教新史〉之九——日本殖民之初的台灣佛教
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發生甲午戰爭，清廷大敗，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然台民不服，紛紛組織抗日義軍周旋，日本出動包括近衛師團在內超過二個師的兵力4萬餘人。
〈台灣佛教新史〉之五——清初臺灣府天后宮與海會寺僧侶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歲癸亥，余恭承天討；澎湖一戰，偽軍全沒，勢逼請降」，8月，施琅大軍登陸鹿耳門「赤崁泊艦，整旅登岸受降，市不易肆，雞犬不驚」，施琅下令大軍登陸主要目的是「平定安集」，「納款而後，臺人即吾人」，「有犯民間一絲一枲者，法無赦」，因此「亂行，民不知兵」，鄭克塽（1670-1717）被遣入京，施琅「散其難民盡歸故里，各偽官兵載入內地安插」，並置「置郡一、縣三」（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
〈台灣佛教新史〉之四——明鄭時期的逃禪「遺民僧」與禪派
自清順治十八年（1661）遷界令頒布後，中國沿海各省淨空數十里，以防堵百姓與鄭軍接觸，史載：「成功嘆曰：『使吾徇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田廬邱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末，惟吾之故！以今當移我殘民開闢東土，養精蓄銳，閉境息兵，待天下之清未晚也』！乃招漳、泉、惠、潮流民以闢汙萊。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尋覓海外長治久安以抗清之地，台灣成為鄭成功之首選。
〈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二——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布教發展（二）
日本殖民時期，淨土宗來台傳教主要有兩支，一是淨土宗鎮西派，一是淨土宗西山派。鎮西派是以從軍僧身分來台，約在1895年6 月；西山派屬深草流（派），其來台時間大約不晚於1896 年11 月。一般研究通常以鎮西派為主，西山派由於教勢較弱，幾乎未受重視。
〈台灣佛教新史〉之八——清代來自黃檗山僧侶
明清兩代從福建移居來台的先民，以漳、泉人士最多，即俗稱的閩南人，而閩南地區乃是指泉州、漳州、廈門而言。然佛教宗派傳入台灣，並非以閩南地區為要宗。例如在晚清逐漸成為影響台灣佛教主流的鼓山湧泉寺屬閩東地區，講福州話，而來自普陀山的則屬浙江的臨濟宗法派。
〈台灣佛教新史〉之六——清代寺廟經濟來源與僧侶道糧
清代台灣寺廟的種類繁多，經營與管理方式也多所不同，就日本人來台初期所進行舊慣調查的分類，大致上將寺廟宮壇分為官設與民設兩類。清代官廟、民廟皆為祭祀崇拜所在，而會館如泉州會館、廣東會館、汀州會館雖為商人貿易住宿之所，但也兼具祭祀崇拜功能。
〈台灣佛教新史〉之二——鄭成功與佛教淵源
漢人大規模移民台灣，以鄭成功（1624-1662）驅逐荷蘭人入台為始。鄭成功初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成功之父鄭芝龍（1604-1661）原是海盜，後為明朝、荷蘭買辦，而鄭芝龍「十八芝」武裝海商集團成員之一的劉香（？ -1635），為佛郎機（西班牙、葡萄牙）買辦。
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經典詮釋之間
我曾經在數年前所發表的〈批判、圓融、會通―論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現代性」〉一文中，提出相對於「現化性」的「人間性」概念，但同時也區別「人間性」這個概念有同亦有異於啟蒙運動的「人文」（humanity；也可譯為人性）之處，最後我界定人間佛教的性格為一「批判性的人文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