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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跨文化思惟 妙光法師台中科大暢談國際觀
的人生 -- 如何擴展國際觀及跨文化溝通思惟」，以求學時期及海外弘法經驗，分享擴展國際觀及提升跨文化思惟的竅門。現場逾60位不同系別的教授、教職員及學生出席。 陳同孝校長致詞及致贈感謝狀時，提及自己的學佛因緣，鼓勵師生思考生命的意義及接觸佛教。陳校長讚歎星雲大師的佛法是生活化的佛法，貼近生活也容易應用。 妙光法師從出家前求學時期，及出家後國際弘法兩個層次，運用多個故事帶出國際觀。他在澳洲求學時，西式教育法令他領略三大要點：（一）學校即社交場所，要面對各式各樣的人；（二）重視解決問題的能力，國中已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三）及早培養社會經驗， 他向獸醫院自薦當實習生，從實習中了解此行業是否自己.....
《老二哲學》中的星雲大師工夫心法
《往事百語》是星雲大師六、七十歲之際的成熟作品，反映了他落實人間佛教的弘法智慧。大師將自己的人生事蹟，處置的心得，藉由百語呈現，句句是深刻的行佛智慧。筆者以為，大師的《往事百語》就是現代行佛的工夫心法，配合時代環境，提出種種作法，藉由自己的案例，從青年修養期、來台艱苦期、佛光山創建期、國際弘法期的生命歷程，展現他無比圓融又堅毅的修養智慧，雖然不易學習，但必定是現代人可以效法的智慧。筆者將這百句的智慧法語，以「認識佛法的基本原理、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作為歸納的重點，而它們都是般若智與菩提心的發用，可以說就是星雲大師的現代佛學心法。本文之作，針對其中第二部《老二哲學》的文句作學習反思及討論，一方面砥礪自己，二方面與社會交流。
人間佛教的神聖性構成——以星雲大師的佛教思想為中心
佛教吸收中華文化的人間性、尤其是在太虛大師的佛教革命之後，人間佛教在世界漢傳佛教的發展歷程中，毫無疑問地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發展模式。在人間佛教的建設與發展歷程中，星雲大師及其創建的佛光山是人間佛教理念與傳統的最好繼承及建設者。針對近年來對人間佛教的一些疑議，如：人間佛教重視世俗、人間佛教缺乏最高成佛境界、人間佛教沒有修行、頂多是個人的做人處世，這與學佛的超越、增上、成佛作祖等可能沒有關係；人間佛教是在家的，對於出家眾的叢林生活、沒有神聖性等觀念，本文從佛教社會學的理論視角，以星雲大師有關人間佛教的思想為主要內容，集中論述佛教與人間佛教的神聖性，及其在現代社會建構的問題，最後面對兩岸佛學界正在爭議的人間佛教核心問題，即人間佛教的神聖性何在、神聖性如何建構、佛教信仰如何體現等問題做探討。
朱鏡宙居士與中國近現代佛教
星雲大師《百年佛緣》第50、51 節曾專門介紹近現代浙江籍的著名佛教居士朱鏡宙。在星雲大師看來，朱鏡宙的思想和立場屬於傳統派佛教，「雖然思想不同、看法不一，但為了佛法，我們還是殊途同歸啊！」朱鏡宙居士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有著極為廣泛的交遊，他不僅皈依虛雲老和尚，同時還與包括太虛大師、法舫法師等著名的近現代佛教改革家以及星雲大師等都有過密切往來。朱鏡宙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的貢獻，正如星雲大師所說的，主要表現為「印經廣傳佛教」、「認真弘傳佛法」。本文簡單考察了朱鏡宙學佛及弘法經歷，分析了其佛學思想及其對中國現代佛教的貢獻。透過朱鏡宙中年以後的佛教人生，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中國近現代佛教思潮發展演變的軌跡和脈絡，同時對於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也不無啟示或借鑑意義。
從佛教中國化過程看「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
由釋迦牟尼佛所創立的佛教，既是一種宗教，也是一種哲學。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有它獨特的信仰體系、組織結構以及把信仰體現出來的實踐方式，包括禮拜儀式，但相對於其他宗教而言，佛教又有它顯著的特殊性。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納入本校佛教學院正式課程之芻議──特以該書「第四章 佛教東傳中國後的發展」為例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在北返的車程上，個人基於一己的學術興趣，首先便覽讀了這部著作的第四章。在題作「佛教東傳中國後的發展」的這一章裡，大師以淺顯易懂的口吻娓娓道出了佛教東來中土之後，對漢地文化各方各面的重大影響。事實上，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共計六章三百四十餘頁的篇幅中，第四章便占有了百頁之多；吾人或可由此清楚見出，星雲大師對佛教東來中土而與漢地文化相互切磋，乃至最終與之渾然合一的歷史進程，顯然是極其關注的。除此而外，《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第四章尤其值得讀者特加留意之處，乃在本章七個小節中，除第七節之外，其餘六節都是以「人間佛教」為其限定語，具體而微地分別講論了佛教東來中土之後，隨其逐日發展，而對漢地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所產生的重大影響。質而言之，星雲大師以「人間佛教」作為限定語而講明漢地佛教文化，一方面不但充分顯示其一生所揭櫫的「佛陀的教法即是人間佛教」的理念，同時也可謂恰如其分的標舉出漢地佛教文化的發展，其實就是人間佛教的具體朗現。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明代佛教中的《起信論》
《大乘起信論》在明代受到重視，與明代華嚴宗的某種程度的復興有一定關聯。據清代乾隆年間的弘方所著《賢首宗乘》的記載，明朝末年至清初，最活躍的華嚴宗派別是雪浪洪恩一系的活動。雪浪洪恩（1545-1608），同憨山德清一樣，在南京的大報恩寺講授華嚴教理和唯識學，培養了眾多的弟子。當時的文化界領袖錢謙益在提到當時雪浪系的盛況時云「賢首宗派，得法弟子數百人，依法傳教者數千人。無論南北，不復有宗派如此者」。明末華嚴宗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按照《賢首宗乘》的說法，雪浪洪恩門下有巢松慧浸（1566-1621）、一雨通潤（1565-1624）、高原明昱等，之後則是蒼雪讀徹（1586-1656）、汰如明河（1588-1640）等。雖然《賢首宗乘》的記載，具有明顯的宗派意識，不能當成信史來看，但它至少反映了雪浪一系在明末清初的佛教界確實流傳較廣的事實。
慧遠鳩摩羅什之爭與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
廬山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的理論論爭，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研究中國佛教特別是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學者，無不對這一事件給予極大的關注。以《大乘大義章》為中心，詳盡地分析和研究這兩位佛學大師之間的往返問答和思想差異，成為該領域學術研究的重心和主流。相應地，在這一研究領域，學術界也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儘管對某一問某一答等細節的具體分析上，學者們間或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來說，前輩學者們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可以說是相當得詳盡完備了。倘若再就事論事地對《大乘大義章》的記述進行分疏，恐怕並沒有多少下足的餘地。
佛教中國化的界說與前提——以漢傳佛教為中心
印度佛教於兩漢之際傳播到中國內地，一直到宋代，前後約歷經十個世紀之久。這是外來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地、長時間地輸入中國，並引起了漢以來中國文化結構系統的大變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中國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納入到中華文化生命共同體，迄今仍影響著中國大眾的精神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