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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研究院成立 西方弘法里程碑
建5所大學、200多間寺院道場，弘法五大洲。西來大學如今成立人間佛教研究院，正是要藉由國際語言英文，引領全世界人士探索佛教的智慧，造就人類福祉，為後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蘭卡斯特教授表示，太虛大師是近代最早提倡以人為本的佛教，打開新世紀的大門。而星雲大師以他的遠見，確實地將人間佛教推廣弘傳。經過多年與大師的相處和對人間佛教的研究，教授發現其中無限的希望與機遇是「本自具足」的，每每從大師的言傳身教得到無盡的啟發與感動。今見西來大學人間佛教研究院的成立甚為欣喜，望其能深入研究星雲大師和人間佛教，並將這些研究資料、論文整理發表，展現佛教新思惟和無限未來。 Dr. Iwamura表示，此研究院是以英.....
理解人間佛教本質與內涵的「四大視域」
從「歷史視域」、「現代性視域」、「中道視域」與「中國化視域」這四大視域出發，可以較為全面系統地理解人間佛教的本質與內涵，並有助於釐清人間佛教不被人理解的一些問題。從整體佛教史的歷史視域來看，佛教的「人間性」一直存在於佛教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是佛陀本懷的應有之義，因此可以說「廣義的人間佛教」貫穿了整個佛教發展史。從現代性的視域出發，我們看到佛教界特指的、由近代太虛大師提出的「人間佛教」身處「傳統」與「現代」轉換的特殊歷史時代，這一現代性背景賦予了近現代人間佛教的具體社會性內涵。從中道的立場出發，可以熄滅眾多關於人間佛教的爭議性話題。人間佛教雖立足於人間，卻願景於超越，因此人間與非人間、生與死、苦與樂、消極與積極、虛無與增上，乃至人間佛教與其他類型佛教，皆可圓融於中道之中。從中國化的視域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人間性」既是佛陀的本懷，也根植於中華本土文化的基因與血脈之中，人間佛教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思潮與實踐形態，其本身就烙印了佛教中國化發展的軌跡。
星雲大師對臨濟禪的現代詮釋與傳承
通覽中國佛教的歷史和現狀，顯而易見，星雲大師是在世界範圍內實踐並推動人間佛教的工程師。他說：「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基於這樣的理念，他數十年如一日，奔走人海，摩頂放踵，百挫而無反顧。如果說太虛大師在中國近代史上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概念，並嘗試系統化的理論論證，那麼，星雲大師無疑是全面實踐人間佛教的第一人。
太虛大師的佛耶對話及其對現代佛教的影響
近代中國佛教面臨內外困境亟待革新，二十世紀早期傳教士對待佛教的態度也開始轉變，佛教與基督宗教在民國時期進行了有效的交流對話。其中太虛大師站在佛教本位立場；對基督宗教神學中的上帝觀與神創論、靈魂觀與博愛觀進行了批判；但在佛教革新過程中，也發揮善巧方便的智慧對基督宗教現代性的組織、傳教方式等進行了肯定並借鑑。民國時期的《教務雜誌》中也反映出太虛大師的基督教神學觀，及其對基督教現代方式的借鑑，同時對於太虛大師和佛教現代革新也多有涉及。從基督宗教與佛教兩方面的文獻對太虛大師這場佛耶對話的個案進行梳理，對於晚清民國時期的佛耶對話研究及今天的宗教對話，都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理想與實現 ──從近代太虛的佛教教育理想到佛光山的教育實踐
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人間佛教運動，其中一項重要的弘法方式即是以教育培養人才。對於佛光山幾十年所創辦的各類教育事業及其與佛教之間的關係還有許多值得去研究的課題。這裡我想從近代人間佛教史的發展，特別是太虛大師所引領的佛教教育理想為例，來觀察佛光山的教育實踐。實際上，如果我們對近代太虛為代表的中國人間佛教運動有一定瞭解的話，不難發現，太虛時代所宣導的許多人間佛教理念在當時還只是一個理想，而到了現代台灣人間佛教事業的蓬勃發展中，大都成為了現實。從當年太虛辛苦創辦各類佛教教育事業，到現在佛光山所完成的教育偉績，可以說，人間佛教的佛教教育從單一的傳統性佛學院，已經發展成為多元的，具有現代大學意義的佛學教育體系。
近代佛學革故與體用詮釋的創新
本文以太虛、歐陽漸（歐陽竟無）和印順為重點，來探索體用詮釋創新在近代佛學革新運動中的實際情況和具體影響。三人對於體用邏輯的認識都有相當的深度，他們把體用概念完全作為一個詮釋性的邏輯系統。並將這一邏輯運用到關於佛學總體認識如判教、具體的佛學體系構造，以及佛教與其他思想體系的關係的建構上。
執著專業追求的燦然結晶—讀江燦騰《台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
楊文會與近代佛教復興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學嬗變、西學東漸的歷史契機中，在思想解放潮流下，佛學的著作和學說引起許多學人的興趣，從而形成佛學復興的思潮。這一時 期，佛學以經世致用，迎合近世思想理論思維和社會革命的需要為主旨，承繼傳統，適應社會，借鑑西方來闡釋自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重塑，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國佛教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近代佛教的復興，是承續傳統，特別是清學傳統，在社會歷史深刻變化、西學東漸的的情況下發生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學術的內在理路和西學影響的複雜歷程。充分認識 和闡述佛教復興這一現象是全面深入理解近代文化傳統的基本前提，也是建設民族新文化必須注意的文化遺產。 楊文會（一八三七－一九一一）是近代佛教復興的中流砥柱之一，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在他身上匯聚了近代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 本文試從中西交流和文化變革的歷史背景中，以楊文會為個案，通過對其佛學思想、佛教活動的闡述，評析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並試圖揭示近代佛學與新文化之間的 關聯。本文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簡單概說近代佛教復興的背景、內在性及其時代精神與特色。第二部份具體評述楊文會佛學思想、復興佛教活動及其影響與地位。第三部份結語，總述楊文會復興佛教的時代精神及其在近代佛教復興中的地位與影響，並從中評析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及其在近代學術變化、建設民族新文化中的作用。
從近現代佛教史看星雲大師的意義
我在思考星雲大師的貢獻時，是放在近代以來，中國人間佛教運動史，特別是太虛大師開始提倡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延長線上的角度，來看星雲大師領導的佛光山人間佛教。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星雲大師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
永嘉證道歌的年代及其作者
關於 <永嘉證道歌> 的年代與其作者的問題，一直受人懷疑. 近代的胡適先生，曾於法國巴黎發現與證道歌相同之《禪門秘要決(訣)》，而其上所題之作者為「招覺大師一宿覺」. 故胡適判斷此招覺大師年代應在晚唐 (836 ~ 906年) 或五代 (907 ~ 959年) 之時，至於一般傳說與慧能同時之所謂永嘉玄覺禪師，則屬烏有之人. 而日本宇井伯壽則亦考察《祖堂集》等資料，將證道歌定為西紀750 ~ 800間的產物，並仍認其為玄覺所作. 關於證道歌的究為何人作品，作者以為「招覺大師」之「覺」字恐是「賢」字之誤. 若真如此，則招賢大師即景岑和尚. 作者於文中，就景岑和尚的作品及其語錄做比較，舉出十二點來說明其與證道歌間的密切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