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檢索
O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in Humanistic Buddhism: From Master Taixu to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umanistic Buddhism was initially proposed by Master Taixu in early modern times, then refined in theory and verified in practice by a number of eminent monks. It now is a major ideological trend and practical model for Chinese Buddhism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Fo Guang Shan in Taiwa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as brought the model of Humanistic Buddhism development worldwide. Th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How is it that Humanistic Buddhism has become a major Buddhist ideological trend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How has it become the way for Buddhism to modernize and to survive? Humanistic Buddhism not only responds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is era, but it is rooted in long-standing Buddhist spiritual traditions and the Buddha’s original intents.
第一章 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現代人間佛教的宣導與創立──二十世紀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展開歷程的一種解釋模式
一切法如幻——寂護和太虛對《楞伽經》宗旨的解釋比對
《楞伽經》為眾經之樞要，佛法之理窟。印度的中觀派、瑜伽行派及中觀瑜伽行派、漢地的禪宗、藏地的寧瑪派等都依據該經奠立自己的教義基礎。在太虛大師的教理體系中，《楞伽經》也占據了核心的地位。因此，這是一部跨越地域文化和宗派分歧的經典，其宗旨值得探討。本文選擇了時間、空間上相隔都頗為遙遠的寂護和太虛的闡釋來對比研究。寂護是印度佛教中觀瑜伽行派和吐蕃前弘期佛教的奠基者，太虛大師是二十世紀以來具有世界影響的「人生佛教」開拓者。對比研究他們對《楞伽經》宗旨的解釋，可以拓展理解《楞伽》經義的空間。
老齡社會背景下人間佛教發展的一些思考
佛陀創教時期及此後數千年漫長歲月裡，由於戰爭、災荒、疫病頻發，生活資源短缺及社會醫療水平低下等原因，人口死亡率高，平均壽命較低，基本不存在社會人口老化的現象。近代太虛大師揭櫫人生佛教、人間佛教時，正值國家動亂多難，老百姓幾乎沒有社會醫療保障，人口死亡率高、平均壽命低的狀況依然如故。
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嘗試與挫折（西元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
就佛教而言，「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處非常之變，而晚唐來之傳統佛教者，一仍舊貫，無動於心，真難乎為繼矣！」雖然有晚清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熱切地攝受佛學，並且在他們的政治社會改革理想上有所融會發揮，造成所謂「近代佛學復興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晚清知識份子對於如何把佛學應用於政治領域的共識迄未完成，而佛學對那些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只不過是達到（救國建國）目的的工具，所以這一次復興運動的萌芽只是一個「浪漫的插曲」罷了。必須等到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年），高唱「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以整僧，「今菩薩行」已入世，才為新時代的佛教改革運動樹立方針、奠定規模。如果要探究民國時代的佛教現代化歷程，恐怕也只能繞著太虛大師的志業來談。
人間佛教的「菩薩道」修持進階及其社會融入探析——以太虛、法舫、星雲三位大師為中心的考察
太虛大師宣導的人間佛教秉承了大乘佛教的菩薩道精神，立足於「菩薩道」之四攝、六度、四無量心的慈悲利他社會服務精神，彰顯出大乘佛教的人間性品格與現實主義品格，以及佛教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慈悲、戒行與般若智慧。太虛提出人間佛教的菩薩道修持，應以修持「人菩薩」為基礎，「人菩薩」思想為人間佛教的修學奠定了基礎的指導思想與方法，同時「人菩薩」與「菩薩學處」也是太虛構建起整個人間佛教與社會關係框架的重要基礎。太虛的弟子法舫曾在「三自皈依」、「五戒行為規範」的基礎上提出了建立人間佛教的「七個程序」，作為引導在家居士與出家眾的人間佛教修持與社會行為規範。佛光山星雲大師為適應當代人的心智，因時因地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三學，用簡潔的語言來開示人間佛教菩薩道的社會服務精神—即「三好」、「四給」、「五和」。其中，「三好」 高度概括了「身、口、意」的佛教修持總則，引導信眾從日常行為與社會規範入手，「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讓真善美在現實社會裡生根。「四給」則是充分把握了「六度」之「布施」與「慈悲喜捨」的奉獻精神，「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將菩薩道精神切實地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而「三好」、「四給」的實踐理想，就是要實現「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的「五和」之人間淨土。
哲學詮釋學視域下現代人間佛教的 「傳統」智慧
現代人間佛教，我們在此是指中國二十世紀以來的人間佛教思想及運動，也就是指從太虛大師作為首倡者，一直持續影響當今海峽兩岸的佛教文化，以佛教人本化、人生化、社會化作為理論標誌的佛教思潮及其存在。現代人間佛教從一開始就有改革傳統佛教積弊、適應現代社會文化需要的價值追求，也正是因此，在佛教界很多人一直視人間佛教為佛教的「新派」，與比較持有傳統立場的「舊派」對立。現代人間佛教誕生、發展的時代，也正是近現代中國社會進入急劇社會轉型、文化轉型的階段，現代人間佛教作為近現代中國文化大轉型這一整體背景下佛教思想信仰的一個代表，其自身推動轉型的特質，也易被人們更多地從與傳統對立的角度加以透視，甚至加以無端的放大。這也是為什麼許多關於現代人間佛教的研究著作，要不約而同地沿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的宗教社會學及其比較宗教理論的理由。
人間佛教「再出發」——對當下「人間佛教」所遭責難之聲的分析與回應
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人間佛教」理念自太虛大師提出以來已近百年，而其後由趙樸初居士、星雲大師引領的人間佛教在大陸、台灣的實踐也達半個多世紀。人間佛教至今已經成為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性的佛教主流思潮，但在此過程中人間佛教依然面臨著教內外的一些質疑、誤解甚至有目的的攻擊。儘管這些質疑、責難的聲音與攻擊的力量尚屬不大的「少數派」，但今日之人間佛教卻有必要正視這些質疑、責難與攻擊，從而實現自身的「再出發」與「再造輝煌」。總體看來，當前對人間佛教提出質疑、批評，乃至攻擊的主要深層淵源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來自根深柢固的佛教傳統極端保守主義勢力，以及固守宗法社會模式並因此而獲得既得利益的佛教勢力。其二，基於反「理性」而趨向神祕主義或「返魅」的立場者，其對「人間佛教」人本理性立場的批判。其三，由於面對漢傳佛教信仰力量的減弱與競爭力的降低態勢，而導致將矛頭指向「人間佛教」的批判，這一批判主要認為人間佛教趨向「世俗化」而缺乏宗教「超越性」與「神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