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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青年星雲佛教改革的萌芽（1945-1948）
一九四九年春，星雲大師來台，輾轉於各地，當時遠在東台灣的宜蘭雷音寺，雖然早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六日成立「週六念佛會」，但是，乏人領導，前來弘法的緇素總是來來去去。雷音寺渴求常住弘法僧眾不可得，最終於一九五三年春後，寺方護法李決和與林松年二人到中佛會求助，獲青年星雲的首肯。 青年星雲從一九五三常駐宜蘭雷音寺，至一九六二年南下高雄開創壽山寺，以整整十年的時間，奠定了佛光山人間佛教事業的藍圖。然而，青年星雲佛教改革的思想萌芽甚早，非自來台而始。 本文以抗戰勝利初期，青年星雲一篇罕為人知的文章〈回憶比現實美麗—略談勝利後京滬一帶的佛教〉，來探討其佛教改革思想。此文青年星雲以「星子」為筆名，談論抗戰勝利後京滬佛教的改革情況，而這也正是他日後改革佛教的萌生之濫觴。
Geneaology and Taxonom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Renjian Fojiao 人間佛教’Mapping a famen 法門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o Europe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concepts and practice of‘twentieth-century renjian fojiao’; it will start analyzing theoretical meanings and doctrinal implications of renjian fojiao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nd assess various case studies of ‘renjian fojiao in practice’ among Buddhist communities since the Republican period onwards and also from the pre-modern Imperial time. I will attempt a taxonomy of thes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nd then ponder whether this renjian fojiao should not be classified as an overall ‘school’(zongpai 宗派) but considered rather as a ‘Dharma gate’ (famen 法門). Secondly, I will consider the transmission of renjian fojiao to Europe, more precisely the Netherlands, in particular I will look at how (Mainland China) Longquan monastery 龍泉寺 (located in Utrecht) and (Taiwan) Fo Guang Shan 佛光山 (located in Amsterdam) are adopting and adapting ‘twentieth-century renjian fojiao’ in the Netherlands. Finally, this paper will conclude by questioning how ‘twentieth-century renjian fojiao’ could be more present in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that are working towards conflict resolutions and peace building, and therefore could intervene and facilitate dialogue and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ligions in today’s globalized and pluralistic society.
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嘗試與挫折（西元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
就佛教而言，「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處非常之變，而晚唐來之傳統佛教者，一仍舊貫，無動於心，真難乎為繼矣！」雖然有晚清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熱切地攝受佛學，並且在他們的政治社會改革理想上有所融會發揮，造成所謂「近代佛學復興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晚清知識份子對於如何把佛學應用於政治領域的共識迄未完成，而佛學對那些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只不過是達到（救國建國）目的的工具，所以這一次復興運動的萌芽只是一個「浪漫的插曲」罷了。必須等到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年），高唱「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以整僧，「今菩薩行」已入世，才為新時代的佛教改革運動樹立方針、奠定規模。如果要探究民國時代的佛教現代化歷程，恐怕也只能繞著太虛大師的志業來談。
學習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的一點感想
第四期人間佛教座談會期間，學者們談論最多的，是星雲大師剛剛出版的新著《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再讀大師這部書，又有一些感想。關於佛教尤其是中國佛教今後發展方向問題，我們更加有了清晰的輪廓，那就是這裡歸納為一個階段性的結論：那就是以原始佛教為基礎，以大乘佛教為指導，以中華文化為歸宿， 以人間佛教為導向。
從星雲大師身上看到佛光山的管理風格
舉凡生活中的事事物物，只要牽涉到選擇、決定，就必然要涉及「管理」的工作。大要地說，「管理」有三個重要的部分：第一，選擇想要達到的目標，並且妥善運用環境因緣，訂定達成目標的程序、進度，稱之為計畫；第二，根據計畫所預定的內涵，運用資源、領導人力、掌握進度、隨時應變，以有效達成計畫的目標，稱之為執行；第三，將實際完成的結果對照計畫預定目標，分析檢討，稱之為考核。本文不在於敘述星雲大師對於「管理」的言論和主張，而是專注於觀察星雲大師對於「管理」的實踐與成就。
人間佛教的藍圖（上）
人間佛教的建設，在佛教界已經逐漸達成共識了！大陸、台灣、香港都在發揚人間佛教，自無疑義；日本雖無人間佛教的口號，但其所行所為，例如寺院的開放、僧侶參加社會事業、檀家制度的設立，以及佛教界創辦大學、開設百貨公司等，也都充滿了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具體實踐。乃至韓國也把古老的教團逐漸現代化，例如成立電視台等等，未來走上人間佛教的路線，這也是時代的自然趨勢。
人間佛教「再出發」——對當下「人間佛教」所遭責難之聲的分析與回應
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人間佛教」理念自太虛大師提出以來已近百年，而其後由趙樸初居士、星雲大師引領的人間佛教在大陸、台灣的實踐也達半個多世紀。人間佛教至今已經成為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性的佛教主流思潮，但在此過程中人間佛教依然面臨著教內外的一些質疑、誤解甚至有目的的攻擊。儘管這些質疑、責難的聲音與攻擊的力量尚屬不大的「少數派」，但今日之人間佛教卻有必要正視這些質疑、責難與攻擊，從而實現自身的「再出發」與「再造輝煌」。總體看來，當前對人間佛教提出質疑、批評，乃至攻擊的主要深層淵源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來自根深柢固的佛教傳統極端保守主義勢力，以及固守宗法社會模式並因此而獲得既得利益的佛教勢力。其二，基於反「理性」而趨向神祕主義或「返魅」的立場者，其對「人間佛教」人本理性立場的批判。其三，由於面對漢傳佛教信仰力量的減弱與競爭力的降低態勢，而導致將矛頭指向「人間佛教」的批判，這一批判主要認為人間佛教趨向「世俗化」而缺乏宗教「超越性」與「神聖性」。
人間佛教的變與不變
總體上看，中國佛教歷史進程的基本脈絡呈現出三期連動的走向，從西漢到隋唐，在長達一千年的過程中，歷史的主脈是引進、消化、吸收印度佛教，不但播下佛法的種子，而且完成了本土化轉型，實現了理論扎根與實踐的拓展，在不斷學習、不斷創新、不斷弘揚的歷史進程中，形成文化型與學術型佛教的高度繁榮。 促成這一歷史主脈形成的核心因素是域外僧人的入華傳教、中國僧人的西行求法、中外僧人的合作譯經、大批僧俗學人的踴躍譯經講經，以及信眾的寫經、抄經、印經、刻經、唱經、誦經、供經等，以及在此基礎上主要由高僧大德完成的理論辨析、理論建構、理論推廣。
面對不同佛教文化的今日人間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