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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星雲禪話》的書寫看禪觀下的兩種真實
禪家公案在逐漸獨立的過程中,脫離了歷史背景,成為一個高度抽象化的「敲門瓦子」。而《星雲禪話》在繼承了古代公案簡單化、程式化書寫傳統的基礎上,重視對公案「具體情境」的描述,再次將公案置於歷史性敘述中。同時,對公案進行了重新組合,並增飾以文,使得書寫「文質彬彬」。《星雲禪話》對公案的重構主要是在構建禪史以及塑造禪者上,並用現代白話翻新了公案語言。禪門燈史、傳記公案歷來受到「偽史」的批判,在歷史與時間的思維習慣下,虛構法系、杜撰史書等問題輒需撥亂反正。然而作為追求終極意義的宗教,「吾道一以貫之」,其超越性未曾變易。禪宗的「真」不在耳聽目見,不在外境事相,亦不在知識學識,而在真如本性。一旦觸及真心,詩文也好,佛禪也罷,隨緣歡喜,妙趣橫生。
元代禪僧與西藏喇嘛辯論考
十三世紀末期,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召集下,曾有漢地禪僧與帝師八思巴就禪宗教義,歷史,言詮,公案等問題作出討論,作者指出,這場漢,藏佛教高僧的對話是自八世紀拉薩的吐蕃僧諍以來一場重要的辯論,但當今學者卻甚少對之有所著墨,實則這場辯論對八世紀的僧諍適可作一輔助性的理解。 第一部分,作者自時人鄧文原,賈汝舟,和《元史》的記載中,嘗試勾勒出當時辯論的經過和主題,證明對話的內容為禪僧引用宗密的著作說明禪的定義,修證和層次,最後並獲得八思巴給以「甚深般若」的讚賞,顯現十三世紀禪宗的頓漸理論已漸得成熟的發展,而其理論中的「自心」,「真性」與薩迦派的「唯識」理論相當接近。 第二部分,作者上溯八世紀的吐蕃僧諍,回應某些美日學者自敦煌史料對此場僧諍是否存在的質疑,認為以八思巴對西藏古代史事的熟稔,為何在與漢僧的對話中絲毫未提及八世紀禪宗僧侶摩訶衍在西藏挫敗的往事,反而對禪宗表現極大的讚賞? 作者故推論,八世紀在西藏的僧諍,當是在八思巴後,西藏的史家所杜撰出來的,杜撰的因素,也與八思巴在元廷的成就帶給藏人的自信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