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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佛教叢書9‧藝文》的選文標準及思想內涵
《佛教叢書》由星雲大師編纂，希望人們能通過這套代表性叢書完整了解佛教的思想體系，其中《藝文》是佛教文學選本。與歷代的佛教文學選本相比較，《藝文》有鮮明的特點，星雲大師的選文標準體現了他的佛學思想和文學觀念。本文擬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一、《藝文》的文獻來源，其中的作品大部分出自僧侶之手，還有不少非僧人作者，但作品被收入佛教典籍；另外有一部分作者既非僧人，作品也未被收入佛教典籍。二、《藝文》的選文標準整體而言體現了佛法世法的圓融，大部分作品展現佛理；少部分關乎世俗倫理；藝術價值、能否流傳也是他的選文標準。三、《藝文》作品體現的人間佛教思想，通過具體文本，分析其中涉及的苦、忍辱、孝等人間佛教思想。
「高牆心聲」—佛光山監獄教化活動的文本挖掘及 LDA 模型分析研究
佛教參與罪犯改造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意義。本文以佛光山監獄教化活動為研究對象，意在通過分析參與者的直接回饋，探索活動對服刑人員的作用，提供監獄教化組織參考；使用TF-IDF 關鍵字提取和 LDA 模型，並進行特徵分組，分析106 篇參與心得；佛光山的監獄教化活動能夠積極影響參與者，不同活動產生不同效果。活動立足佛教「心靈」解脫，效果與「四給」理念契合，與教化點關係不大，與活動設計關係密切。「佛學會考」、「三皈五戒」活動具有較強宗教色彩，參與者更專注從內心獲得精神歸屬，群體間思想感悟相似。巡迴講座參與者更容易與主講人共情，加強自我反思，產生特有的內心感受。命題式書畫競賽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參與者思惟發散與情感宣洩。教化活動呈現連續性和承接性，與佛教「信解行證」修行契合。但教化組合仍處於非自覺狀態，未來的教化活動須靈活組織，有針對性地開展。
從「回歸佛陀本懷」看 《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 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為中心》
中國佛教從中古至今一直存在重般若輕方便的傾向，導致在佛學研究和宗教實踐兩方面出現一系列問題。當代中國佛教仍在轉型途中，以人間佛教為代表的漢傳佛教發展如火如荼，「回歸佛陀本懷」成為時代命題。《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為中心》從理論層面對這一問題作出回應，該書梳理佛教思想發展史，立足於經文全面考察「善巧方便」思想及中國人的詮釋，提出初期大乘經典實際建構了般若與方便「不即不離、不一不二、平衡開發、辯證彰顯」的菩薩智慧學系統，指出善巧方便思想在大乘理論體系中的連貫性和重要性。回歸佛陀的本懷首先是明確佛陀的教化理念，該書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一個建設性的方向。
一種個性化的書寫方式與解釋模式――讀程恭讓教授新著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作為歷時四年之久的嘔心瀝血之作，程恭讓教授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2015，台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一書終於呈現在讀者的面前。這部多達50 萬字之巨的浩浩鴻文雖然我還未來得及細細品讀，但在案頭翻閱之間就已感受到作者的精心架構與深思獨創之處――無論從謀篇布局還是從把握問題的視角來看，作者都不滿足於一般傳統的書寫方式與解讀模式。換句話說，在這本著作中，作者不僅意在客觀呈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而更是著意通過自身的佛學理論視野與獨到觀察視角，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進行一次全新的個性化解讀。因此，這是一本當代佛教思想者關於當代佛教大師的思想評傳與深入研究，其中所涉及的問題與思考可能遠遠超出了思想評傳的本身，而具有佛教學術史視野下的理論價值以及有助推動人間佛教實踐深入展開的參考價值。
主題演說之一：重新估定佛學的價值
我今年八十七歲，七十五年前在南京棲霞山出家做和尚，六十四年前來到台灣，四十六年前開始建設佛光山。對於傳統的佛教，我常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比方說，佛法講「四姓出家，同為釋氏」，過去印度的佛教倡導「四姓平等」，這是佛陀的思想，但是後來在各地傳播的佛教，卻全都違反了佛陀平等的胸懷，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男女不平等；到現在，中國大陸的比丘尼、優婆夷在佛門裡仍幾乎沒有什麼地位。不過在我看來，在所有出錢做功德，把寺廟建設起來的人當中，以優婆夷最發心，尤其很多優秀的比丘尼更是為佛門做出種種貢獻。而這許多人事在佛教史上卻很少記載。如今，這一種不平等的觀念還在繼續，仍有人極力以佛教的「八敬法」來維護佛教比丘、男眾的權力與地位。
序：一個人間佛教的傳奇
1975年10月，台北國立藝術館首次迎來了一位佛教界的出家師父，他要在這裡舉辦為期三天的公開佛學講座。 第一天的講題是〈從《六祖壇經》說到禪宗教學的特質〉，主講者一開始就以日後人們所熟悉的他那慣有的簡潔、平實、動情、而富有魅力的語言，一下子把聽眾帶到思想與信仰融合為一的奇妙境界中。
近二十年來博、碩士學位之佛學論文題一覽
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嘗試與挫折（西元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
就佛教而言，「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處非常之變，而晚唐來之傳統佛教者，一仍舊貫，無動於心，真難乎為繼矣！」雖然有晚清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熱切地攝受佛學，並且在他們的政治社會改革理想上有所融會發揮，造成所謂「近代佛學復興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晚清知識份子對於如何把佛學應用於政治領域的共識迄未完成，而佛學對那些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只不過是達到（救國建國）目的的工具，所以這一次復興運動的萌芽只是一個「浪漫的插曲」罷了。必須等到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年），高唱「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以整僧，「今菩薩行」已入世，才為新時代的佛教改革運動樹立方針、奠定規模。如果要探究民國時代的佛教現代化歷程，恐怕也只能繞著太虛大師的志業來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