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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論1.0 版及其成熟—以〈六年來台灣佛教的趨勢〉一文為中心
戰後人間佛教議題在台灣的開展（1945-1987）―以《臺灣佛教》為中心
佛教雜誌的弘法功能在戰後初期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是為當時主要的文字弘法型態。且由於《臺灣佛教》是台灣佛教界最早的一份刊物，又為當時擁有台灣佛教發展主導權之中國佛教會所創辦，因此，本文以《臺灣佛教》為例，期能藉由考察當時佛教界人士於佛教雜誌中發表的文章，來作為人間佛教進入台灣初期如何被討論、實踐的佐證之一。再者，過去探討台灣佛教雜誌的研究較少，故希望藉由此類材料的利用來印證過往學者對相關議題的研究。 本文嘗試藉由對佛教雜誌中所收錄之人間佛教相應內容，分別從戰後台灣的佛教改革背景、佛教雜誌概況、人間佛教相關議題及實行概況等方面，進行史料蒐集、文本分析，梳理雜誌中所收錄之文章、報導。綜合當中與人間佛教相關內容的分析、歸納，總結人間佛教思想在進入台灣初期的討論及其後來發展的狀況。
隨順與智用：闖一條人間佛教的新路—以星雲大師1963 年七國訪問日記為考察中心
細細爬梳星雲大師1963年所著近30萬言的訪問日記《海天遊踪》，筆者看到其在80天的時間內先後訪泰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日本及英治香港，沿途不僅會逸興遄飛，更將「一路所見所聞所思毫無保留的記錄下來」。筆者通過研究分析大師對海外佛教的觀察與思考，捕捉記述他剎那的感受，可以發現七國行思是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道路自信的最真實脈動，字裡行間感受到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拔苦予樂、隨順智用、紹隆佛種的建模發端。星雲大師參訪七國佛教界和當地社會的視閾再擴展，不僅促其堅信1950年自己對台灣佛教事業辛苦踐行「要改制適應新的歷史時代」是完全正確的方向，更堅定其繼續對佛教事業在未來發展的頂層探索之路，以最終找到一個將佛教予以全面人間化暨通俗化並創建落地生根的核心載體 —佛光山應運而生成為必然。這部半個多世紀前的《海天遊踪》日記作為思忖之作，處處「充滿智慧的思想」，從中呈現出星雲大師勾勒人間佛教的最初願景：始終堅持要從正面、積極的角度對佛法予以開示。這種方法不僅能達到信眾歡喜的基本目的，更能實现佛法住世的最終目的：「創造了人間佛教改善人心的無限價值」，「發揮宗教淨化社會人心之功用」，以奉獻國家、服務社會。
星雲大師以人間佛教弘化為中心的社會交往——以1991年《星雲日記》所記為主
星雲大師有寫日記的習慣，「我從童年開始，就喜歡寫日記」。初到台灣的前幾年，大師曾經寫了20 多本約2 百多萬字的日記。但可惜的是「後來自己翻閱時，發覺日記中盡是寫些人我是非、他人得失，寫到自己也是一副憤世嫉俗的醜陋面目。因此，在1952 年的元旦，我重新在一本日記簿上寫道：『我，是自私的；我，是醜陋的；自讚毀他，妄自議論，實在是人類的劣根性。』寫完，我就將二十多本日記付之一炬了。」但自1989 年開始，星雲大師再次開始寫作日記，為今天研究星雲大師及其佛光山人間佛教的發展歷程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資料。《星雲日記》中既有對佛法的感悟與開示，也有每天弘法利生的行程，在大量與芸芸眾生的交往中，實現人間佛教弘化的目的。本文主要從社會人際交往與傳播的角度，以1991 年《星雲日記》為例，討論人間佛教的弘化與發展。
A Stud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Returning to India: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Fo Guang Shan New Delhi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Centre
The journey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Humanistic Buddhism back to India can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spanned from 1963 to 2008, when the Venerable Master made eight pilgrimages to India and gradually affirmed his desire to bring Buddhism back there. He and some of his monastics began to develop a preliminary plan. The second stage bega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Delhi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Centr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entre). By building a temple, initiating educational programs, setting up charitable clinics, and engaging in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Buddhism was reestablished in India.
The Buddhist Nationalism in Master Fafang’s Thought
As is well know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faced a severe national crisis due to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powers. In particular, the import of Western ideologies had a big impact on the idea of “Huaxia-centrism” (Huaxia zhongxin zhuyi 華夏中心主義), which caus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crisis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Chinese national-cultural identity. It was in this context that “nationalism” as a modern concep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from Europe and Japa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仏教の科学哲学性とについて唯識思想を中心として
從四悉檀析論星雲大師的思想— 再論大乘佛教的善巧方便一系概念
本文撰寫動機乃深受程恭讓教授《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為中心》之啟發，深感整個佛法的弘傳教化，無非是「善巧方便」與「應機說法」二大原則。程恭讓教授透過諸多早期經典的重新翻譯與詮釋，爬梳出「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是更高於六度波羅蜜，乃諸佛教化眾生的最重要法門。由此點出發，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佛陀出世的一大因緣，所謂「開示悟入」的道理。再次印證只要能契理契機，無一不是法藥，所謂不思議解脫法門。本文不揣鄙陋地試圖再從龍樹菩薩的「四悉檀」出發，論證菩薩道的「善巧方便」，也為當代佛光山人間佛教尋找另一個可為解讀的說法。
從「回歸佛陀本懷」看 《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 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為中心》
中國佛教從中古至今一直存在重般若輕方便的傾向，導致在佛學研究和宗教實踐兩方面出現一系列問題。當代中國佛教仍在轉型途中，以人間佛教為代表的漢傳佛教發展如火如荼，「回歸佛陀本懷」成為時代命題。《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為中心》從理論層面對這一問題作出回應，該書梳理佛教思想發展史，立足於經文全面考察「善巧方便」思想及中國人的詮釋，提出初期大乘經典實際建構了般若與方便「不即不離、不一不二、平衡開發、辯證彰顯」的菩薩智慧學系統，指出善巧方便思想在大乘理論體系中的連貫性和重要性。回歸佛陀的本懷首先是明確佛陀的教化理念，該書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一個建設性的方向。
主題演說之一：人很重要
實在說，你們都是高人，我只有拜讀你們大作的份，不敢和各位講說些什麼。不過，剛才聽到程恭讓教授介紹，現場有來自那麼多地方、那麼多學校的名師學者，我覺得我是應該對本次會議盡一份心，對「人間佛教理論實踐」表達一點意見。 我想，不用說的，佛教是以佛為中心；佛是人，不是神。我們非常慶幸，佛教的教主是人，不是神，他不會呼風喚雨、不會撒豆成兵，也沒有什麼奇異招術，他在世間上傳教的時候，只想傳播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