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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代佛教的佛理詮釋困境探尋出路
從二○○○年《往事百語》中的〈重新估定價值〉，二○一一年《合掌人生》中的〈我的新佛教運動〉，二○一三年《百年佛緣》行佛篇中的〈佛法新解—讓真理還原〉，二○一五年《貧僧有話要說》中的〈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我訂定佛教新戒條〉，到二○一七年的《佛法真義》，均可視為大師晚年階段系列發表佛法「新解」之成熟作品的共同風格。
星雲大師文藝思想的現代內涵
星雲大師的文藝思想具有現代內涵，主要體現於提倡積極創作通俗易懂、易於被現代人接受、在現代社會傳播的文藝作品，以電影、電視劇等現代文藝形式為媒介弘揚佛法等方面，對此進行探究，有益於對大師的文藝思想產生根本性認同，為今後文藝發展提供借鑑。
元代禪僧與西藏喇嘛辯論考
十三世紀末期，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召集下，曾有漢地禪僧與帝師八思巴就禪宗教義，歷史，言詮，公案等問題作出討論，作者指出，這場漢，藏佛教高僧的對話是自八世紀拉薩的吐蕃僧諍以來一場重要的辯論，但當今學者卻甚少對之有所著墨，實則這場辯論對八世紀的僧諍適可作一輔助性的理解。 第一部分，作者自時人鄧文原，賈汝舟，和《元史》的記載中，嘗試勾勒出當時辯論的經過和主題，證明對話的內容為禪僧引用宗密的著作說明禪的定義，修證和層次，最後並獲得八思巴給以「甚深般若」的讚賞，顯現十三世紀禪宗的頓漸理論已漸得成熟的發展，而其理論中的「自心」，「真性」與薩迦派的「唯識」理論相當接近。 第二部分，作者上溯八世紀的吐蕃僧諍，回應某些美日學者自敦煌史料對此場僧諍是否存在的質疑，認為以八思巴對西藏古代史事的熟稔，為何在與漢僧的對話中絲毫未提及八世紀禪宗僧侶摩訶衍在西藏挫敗的往事，反而對禪宗表現極大的讚賞? 作者故推論，八世紀在西藏的僧諍，當是在八思巴後，西藏的史家所杜撰出來的，杜撰的因素，也與八思巴在元廷的成就帶給藏人的自信有關。
陽明學與明代佛教
本文之目的在探討陽明學與明代佛學的交涉，並論及了理學與佛學的異同. 其全文在架構上則分八段來敘述：一，禪與朱子學之對立：主在討論禪之言「心」與朱子之言「理」的觀點差異. 二. 王陽明之良知說：闡釋以「無是無非」為體質的良知說，乃是通於禪之「無善無惡說」的契機. 三. 禪與王陽明學：言王學所帶動的風潮，促成了明末的佛學復興運動. 四. 凋落的明初佛教界：說明明初的佛教因政治的介入，遂陷入了衰退的局面. 五. 萬歷年間之佛教界與陽明學：論述此時期的佛教復興運動與儒學的合流. 六. 儒佛之爭：探討良知說與佛教心性的論戰. 七. 八. 良知與佛教之結合：由良知對「心」之向內發展與對外的「機能」活潑化，來論述兩者的結合。
永嘉證道歌的年代及其作者
關於 <永嘉證道歌> 的年代與其作者的問題，一直受人懷疑. 近代的胡適先生，曾於法國巴黎發現與證道歌相同之《禪門秘要決(訣)》，而其上所題之作者為「招覺大師一宿覺」. 故胡適判斷此招覺大師年代應在晚唐 (836 ~ 906年) 或五代 (907 ~ 959年) 之時，至於一般傳說與慧能同時之所謂永嘉玄覺禪師，則屬烏有之人. 而日本宇井伯壽則亦考察《祖堂集》等資料，將證道歌定為西紀750 ~ 800間的產物，並仍認其為玄覺所作. 關於證道歌的究為何人作品，作者以為「招覺大師」之「覺」字恐是「賢」字之誤. 若真如此，則招賢大師即景岑和尚. 作者於文中，就景岑和尚的作品及其語錄做比較，舉出十二點來說明其與證道歌間的密切關係。
印度文學歷代名著概說
星雲大師對淨土思想的當代詮釋與具體實踐
星雲大師依循「現代化」的模式推動「人間佛教」，期望建設「人間淨土」，但並沒有因此否定傳統的淨土思想。星雲大師根據佛陀的聖言量，在弘法過程中運用現代化語言詮釋淨土思想：一是以現實人生遭遇的苦難、困境，反襯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二是揀擇現代人所熟悉的「環保」、「管理」的概念，譬喻阿彌陀佛施設淨土的誓願恩德。星雲大師更進一步以「極樂淨土」作為「人間淨土」的藍圖，提出在人間建設淨土的實踐原則，同時建構「佛光淨土」作為具體實踐。
佛光山佛教藝術理念探析——從太虛大師 到星雲大師看近現代佛教藝術的開展
佛教歷來重視藝術的教化功能，並多能運用藝術的各種形式彰顯和傳播佛教義理和精神。佛光山在以文化弘法的宗旨主導下，藝術同樣是重要的弘法媒介，各種藝術形式都已為佛光山應用於弘法利生的事業中。佛光山以藝術弘法，從其源流上追溯，則與太虛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相似。太虛大師很早就注重佛教藝術，認為要保護佛教藝術，並且提倡以各種藝術形式弘揚佛教。但他提出的很多理念由於時代的機緣不成熟而大多不能實現。然佛光山不斷地革新藝術形式，在建築、音樂和書畫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最後，嘗試從佛教藝術的變革中反思現代中國藝術理念的取向問題。本文正是試圖從這一理路入手，探討近代以來佛教藝術的開展及其人間佛教的弘化。
論宋代文藝思想與佛教
星雲大師與禪語言的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