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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管理心法
佛教自釋迦牟尼佛創教以來，就有一套獨特的管理學，佛陀所建立的僧團也有健全的組織和完整的制度。因而，佛門自古以來的管理是以自我發心、自我約束、自我覺察為原則，管理目的是為了使僧團能和合發展，俾令正法得以久住。佛教組織管理的核心價值在此，是佛教徒共同接受的主流價值觀。自我身心管理是佛教管理的首要準則，心正則身正，身正則能讓佛教團體走向健全之路，和合發展而使正法久住。星雲大師強調：「管理是一種藝術，有其靈活巧妙之處。」 靈活巧妙在於「心」，從「心」下手才能獲證正報莊嚴；進行環境管理而攝受依報莊嚴。在宗教上，則以自我內心的管理為主，以外在人事的管理為輔。這是必然要求，使有情世間的正報與器世間的依報，得以依正融通，事理無礙。
菩提心則忠義心—儒佛結合與台灣「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如何形成當代文化的建設能力
佛教信仰的基本體系及其人間性支撐—兼論星雲大師佛教信仰的基本特徵
佛教是一種文化，其內核是一種信仰。作為文化，佛教有其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方面的豐富內容。作為一種信仰，而且不是一般的哲學信仰、政治信仰或科學信仰，而是一種宗教信仰，佛教有其獨特情感依託與精神訴求，形成一種具有神聖意義的信仰體系。
人間佛教與當代社會
寬恕與和解—人間佛教與宗教對話
論佛光山清規的特色及其時代意義
就當前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的佛教取得的發展，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教團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係世界之所共睹。本文從「組織和制度」的角度，研究僧團與清規的關係，就佛光山清規的歷史源流問題，筆者在清規發展的脈絡底下，旨在說明清規的編撰是佛教因應時代的呼喚所做出的反應，它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等歷史條件中，目的在解決特定的問題；佛光山清規的產生，一方面來源於星雲大師各個時期的人間佛教實踐，並貫穿在半個世紀以來佛光山教團横、縱發展全過程，其編撰形式和內容與過去的清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特色主要體現在規範對象、核心價值和目標設定上，體現了清規的時代性格。佛光山清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也反映了以星雲大師為首的佛光山教團，在探索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所進行的開拓性嘗試，對於探索佛教的未來和發展，扮演獨特的角色，並發揮出重要作用。
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太虛大師的佛耶對話及其對現代佛教的影響
近代中國佛教面臨內外困境亟待革新，二十世紀早期傳教士對待佛教的態度也開始轉變，佛教與基督宗教在民國時期進行了有效的交流對話。其中太虛大師站在佛教本位立場；對基督宗教神學中的上帝觀與神創論、靈魂觀與博愛觀進行了批判；但在佛教革新過程中，也發揮善巧方便的智慧對基督宗教現代性的組織、傳教方式等進行了肯定並借鑑。民國時期的《教務雜誌》中也反映出太虛大師的基督教神學觀，及其對基督教現代方式的借鑑，同時對於太虛大師和佛教現代革新也多有涉及。從基督宗教與佛教兩方面的文獻對太虛大師這場佛耶對話的個案進行梳理，對於晚清民國時期的佛耶對話研究及今天的宗教對話，都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理想與實現 ──從近代太虛的佛教教育理想到佛光山的教育實踐
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人間佛教運動，其中一項重要的弘法方式即是以教育培養人才。對於佛光山幾十年所創辦的各類教育事業及其與佛教之間的關係還有許多值得去研究的課題。這裡我想從近代人間佛教史的發展，特別是太虛大師所引領的佛教教育理想為例，來觀察佛光山的教育實踐。實際上，如果我們對近代太虛為代表的中國人間佛教運動有一定瞭解的話，不難發現，太虛時代所宣導的許多人間佛教理念在當時還只是一個理想，而到了現代台灣人間佛教事業的蓬勃發展中，大都成為了現實。從當年太虛辛苦創辦各類佛教教育事業，到現在佛光山所完成的教育偉績，可以說，人間佛教的佛教教育從單一的傳統性佛學院，已經發展成為多元的，具有現代大學意義的佛學教育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