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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制度研究 ——以《僧事百講．叢林制度》為中心
所謂「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歷史上無數的古德先賢為僧團的和合共修，立下了條約規矩，使得萬古傳燈，禪法相續。佛光山自開山以來，依此安僧辦道，不違傳統佛制，且因應時代的變遷，形勢的轉換，繼承制度，改進規約。星雲大師為佛光山這個現代叢林僧團重新建構組織章程，訂定各種規約，形成了融合傳統與現代的「佛光山清規」。本文以《僧事百講．叢林制度》為中心，來探討佛光山的人間佛教制度建設。
當代社會中身心問題之省思與療癒─—取徑人間佛教的生命教育
身處當今的社會中，經常會聽到周邊出現抱怨工作壓力大、經濟有困難、情緒易失調、生命很艱難……等音聲，此種種抱怨現象，其實反映了當前社會許多人處在身心困限、無法安住，乃至陷溺於身心不由自主的情境中；面對種種身心所遭遇的問題，如何有所省思，並進而得到療癒，誠屬生命關懷的重要議題。 星雲大師曾開示：「唯有用慈悲的法水、智慧的法水，才能洗滌塵埃，才能真正發揮淨化心靈之功！」因為人人身心安住，才能安身立命，進而促進整體社會的和樂安定。本論文取徑人間佛教所蘊含的生命教育意涵，具體探析人間佛教弘傳佛陀悲智雙運的教化，如何究竟解決人心困惑，乃至促進社會安定；對於身處多元而快速變化社會中的人們，人間佛教如何發揮調適身心靈的效能；而如此所開展之生命教育，在面對當代社會中的身心問題，又如何作為省思之參酌，以及可資參考的療癒之道。
成長在中華文化沃土的人間佛教
本次的會議報告主要講百年來人間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共性，正因為這些思想共性，才是人間佛教發展的動力。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發展已經有百年歷史，目前發展的勢頭更為強勁，對於人間佛教的思想和實踐的研究也有半個多世紀。在我看來，人間佛教興起的一百年，是中華民族經歷歷史巨變的一百年，是中國人經歷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百年，也是中華民族經歷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再到資訊社會的一百年，所以佛教走過不同尋常的發展道路，重要性可以從很多方面體現出來。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 —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星雲大師對般若智慧的現代詮釋 ――以其《般若經》著述為中心
本文通過星雲大師對《心經》與《金剛經》的現代詮釋著作，探討般若智慧在人間佛教的重要意義。星雲大師倡導「人間佛教」，弘傳適應現代人需要的佛法，以通俗易解的方式講說法義，這種大眾能解、能行的教說非是淺層世俗善法，大師強調般若智慧為其根據，能與般若結合的修行始相應於真實「佛法」。星雲大師指導般若智慧的淺深差別內涵，可用「緣起性空」概括其意旨。凡夫的智慧，信解因果道理，了知世間有善有惡、有因有果；二乘的智慧，能觀照緣起法則，了知萬法皆因緣所成，較利根者可藉因緣的解析而領悟到空義；菩薩的空性智慧，不破有而見空，了悟空有不二的畢竟空義，以出世心行入世事業；最後，空性智慧的圓滿即是佛陀的「般若」。運用深入淺出的現代詮釋，引領行者由淺入深進入般若堂奧。星雲大師並將般若空義、佛性思想與禪宗心性思想進行融通，空性的體證是開顯佛性、清淨心的關鑰。大乘般若空慧是全然無執的精神境界，由「真空」以顯「妙有」，無量無邊的智慧作用使具足一切功德的佛智全體豁顯。星雲大師提點行者，人人本來圓具智慧潛能，透過人間的佛法實踐，發揮般若的覺照力量，獲致身心的自在安樂，不疲厭地在生死世間完成自覺利他的菩薩道修學功課。
論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與中華文化——兼論漢傳佛教的現代化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是以人為本作為背景的中華文化傳統作為基礎，且是一種人間成佛的佛教思想。隋唐佛教八宗並盛，從各自的判教中，融攝不同教理而一之。再結合儒道思想而有「五乘佛法」的觀念。中國佛教現代化應在傳統「以因（因襲）為創（創新）」的精神，兼採南傳、印度、藏系佛教，以及現代學術成果以自增益。星雲大師傳承的，正是由中華文化傳統精神而產生的「人間佛教」—八宗並弘，兼容他系佛教，以及現代的學術與文化思維。帶領佛教走入21世紀，成為佛教的典範，以發揚佛教而光大於世界。
晚明佛教復興與人間佛教興起之文化省思——以晚明四大師與星雲大師為中心
自漢永平二年（西元59年）佛教傳入中國已近兩千年，其間佛教與中國儒、道兩家氤氳相蕩，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星雲大師作為人間佛教最為重要的當代實踐者之一，其文化思想與實踐應對時代各種問題，不但延續了晚明四大師在文化傳承上的基本特點，還更加豐富了中華文化的當代內涵。無論作為中華文化之佛教文化的個別研究，還是作為中華文化傳承之普遍性探討，都有獨特的價值。中華文化的研究向來比較關注中西古今的問題，古今問題是任何時代文化傳承都需要面對的問題，特別是中華文化有著深厚的重視文史的傳統。狹義上來講，古今問題即是我們如何繼承傳統，是縱向的考察；而中西問題更多的討論的是對待不同文化的態度，是橫向的考察。本文比較晚明四大師和星雲大師在不同時代弘揚佛法的文化意義，特別注重該問題的考察，以期對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提供參考。
試論南宋志磐的佛教史觀—以《佛祖統紀》為中心
有關《中論》的〈業滅〉與〈戲論滅〉
佛、道「修道主題」之關係—以李復言《續玄怪錄.杜子春)與葛洪《 神仙傳.壼公》〉為中心之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