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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初期佛法中的開展
佛法重自證而不重信仰，但在佛法廣泛傳揚後，社會大眾對佛的敬仰與一般宗教的信心相似，「信」成道品的內容，為「五根」「五力」之一. 這是對佛生起的淨信心. 佛教用「信」為修持方法，憶念而不忘失，稱為「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 信念三寶不忘，到達「信」的不壞不動，名為「佛證淨」「法證淨」「僧證淨」，即是依此隨念而得不壞的淨信. 信用於修行，意味著「自力不由他」的智證的佛法，一部分向他力的方向轉化. 修學而趣入預流果的方便，經說有二類：一約四諦說證入，是重於智證的方便; 二以信戒為基，引入定慧的方便. 此二者，一重慧一重信，但這只是適應不同根器的善巧方便，如證入聖果，都是有信與智慧. 將「信」引入佛法，攝受信行人，終要導入智慧的觀察分別忍，才符合佛法的正義。
天台宗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
據天台宗智者大師的判教，五時說法的內容概括了佛的全部教義，而說法的方式則為分別說與非分別說，把握這個觀念，才能了解天台圓教。分別說就是用分解的方式說，大小乘的分別即是分別說. 小乘又有聲聞，緣覺; 大乘又有阿賴耶緣起，如來藏緣起及中觀系統，這些都是分別說. 天台宗認為中觀系統是通教，屬大小乘共法，其觀法來自般若經，而基本精神則是「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的非分別說。天台宗系統出自龍樹的般若學，兩者卻不盡相同，般若只是共法，觀法，而無分別說，對一切法無根源性的說明. 天台宗則以一念三千及一心三觀作為存有論與觀法上的不諍(非分別說)，一經一緯，交格相成，而稱圓教。天台之宗法華經，因其特殊性在開權顯實，直暢佛陀本懷，了解般若經與法華經，便能更了解天台宗。
人間佛教、自主學統與危機時代的文化中國
人間佛教的實踐不僅只是一種成功經驗所累積的知識，它更是一種珍貴的智慧！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社會日新月異的演進，知識終有無法契機、不合時宜之日，而智慧卻可源源不絕的提供契理契機之辦法。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大師所展現的智慧是什麼？其智慧可以被學習和複製嗎？這是希望繼承人間佛教者所普遍關心的課題。佛教的解脫理想（包括救度眾生，令眾生解脫的終極目標）何時才得以真正實現？這是本文所產生的第二個問題。
佛光山事業中的《維摩詰經》精神
《維摩詰經》在大乘經典中，扮演了回小向大，從聲聞乘到菩薩道行的關鍵角色，其中根本精神，就是與眾生接觸。眾生在哪裡，菩薩的國土就在哪裡。從淨土的觀念而言，是動詞的淨化國土，而不是名詞的某個可以前往的清淨的國土，亦即菩薩道行者，自己修行，而且是要與眾生接觸，協助他人開啟智慧，解脫煩惱，這樣才是真正的修行法門。此時的菩薩道行者，可以是四地以上超三界的菩薩，也可以是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經中所論，多半是以超三界的四地以上菩薩的行止為內涵，這樣才能有與聲聞和辟支弗的差異對比的意味在。但是，這樣的菩薩道精神，卻是要給三界內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作為學習的宗旨，因為這個群體是所有有情眾生的集合體，即便是超三界外的菩薩與佛，也會以意生身的狀態在此三界內活動。
和會中印，平章華梵
星雲大師對於佛教前途充滿洞見的思考，不僅可以說是漢傳佛教智慧法流在現代的體現，更蘊含了一種中華特有的思想傳統，我們不妨從中華思想的主流傳統來精要地解讀大師有關佛教前途的論述。
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以《釋迦牟尼佛傳》為中心
星雲大師筆下的佛陀既具有豐富的人間性表現，又具有充足的超人間性內涵。在《釋迦牟尼佛傳》中，佛陀的人間性由 4 種形象給予展現：勇毅的革命者、慈孝的事親者、善巧的教化者、清淨的生活者；佛陀的超人間性則包括超人間的瑞相殊容、超人間的智者聖境、超人間的神通威力。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雖各有不同，但大師通過發掘二性間互攝互融的關係、闡明萬有在「法」上的鏈接、重構與消解傳統佛傳的神話敘事，從而將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有機的統合了起來，二者在大師筆下共同形塑了一個「人間佛陀」。在創辦佛光山後，大師將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精神注入佛光教團，從而打造了一個既擁有著廣泛繁榮的人間事業，又擁有著諸多神聖追求、神聖實踐的弘法團體。
中觀辯證法與解脫
解脫即超越痛苦，妄想分別之止息. 「至善」的解脫是一種心靈，精神的解脫，不同於一般所謂的「自由」. 中觀學派以精神的醒悟在了解「苦」為深刻，遍在的; 解脫為「平等」，一切眾生皆可證得佛果. 在中觀的修行法門中，將舊有戒，定，慧三學擴充為六波羅蜜，又以具「空」之般若智慧與慈悲眾生之「菩薩」，代替舊有小乘思想中消極止息煩惱的「阿羅漢」，並將心靈層次分析為不同的「十地」. 中觀學派認為辯證法之空諸見，可改正吾人對真實的錯誤印像，唯有透過「空」才能得到究竟解脫。 中觀學派的涅槃觀中，認為有漏法到無漏法間的進昇只是知識論上的轉變，而非存有論的; 是吾人對「真實」之態度的改變，而非「真實」本身在轉變. 另一方面，涅槃與世間並無差異. 涅槃不是「有」，也不是「非有」，而是捨離「有」與「非有」等等惡見。
星雲大師對般若智慧的現代詮釋——以其《般若經》著述為中心
早期中觀學與「人間佛教」思想
由佛光山星雲大師所倡導的當代「人間佛教」運動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深刻的思想意涵需要加以總結、詮釋，進而在佛教形態學意義上加以定位。相對於傳統佛教在「亞洲」地區的「民族化」、「地域化」之特殊化形態取向，當代人間佛教面向的是全球，指向的是「普世宗教」形態，雖然此中仍存有教化策略的選擇問題，但毋庸置疑，其根本之務乃是要基於佛教立場處理「人」之普遍「心性」狀態與「心智」結構。
中國文化與五乘共法
中國自唐宋以降，開始有了「書院」的設置，不僅成為孕育中國人文與學術思想的搖籃，更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徵之一。以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嶽麓書院為例，早在唐末五代（約九五八年）時，智睿法師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眾，召集士子讀書求學；之後，潭州（長沙）太守朱洞先生於北宋開寶九年（九七六）承此基礎而創立。後來經過儒家的興革，尤其南宋時，著名理學大師朱熹先生（一一三○～一二○○）曾兩次到這裡來講學，當時學生曾多達千人以上，可以說盛極一時。 書院不但是孕育中國人文與學術思想的搖籃，也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徵之一。本文即以「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為題，分別從「中國文化的內涵」、「佛儒之間的交融」、「五乘佛法的思想」、「人間佛教的未來」等四個方向，約略探討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