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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切有部的業力論
有部認為，發生萬有之因，是從有情本身的「業」而來. 據俱舍論看，「業」是以「思」的心所及其外表的發動為體，前者為「思業」後者為「思已業」，意業是思業，語意是思已業. 身語二業又各分為「表業」「無表業」，說一切有部認為「無表業」附帶於物質，其本身無思慮性，無分別性，所以「無表色」是色法. 據俱舍論看，分別諸法善不善的依據，為勝義，自性，相應，等起. 有部認為「等起」有二種，即「因等起」與「剎那等起」. 決定「表業」善惡的根據，在「因等起」. 「說一切有部」對「業」本體的看法，是現實性，道德性，具體性的，所以有部把「業」的本體看作是色法，而由「等起」的思想導出善惡業報，在造業時依因感果，則「無表業」可能持續到後世而招苦樂果報。
佛法真義與我們的未來——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一書有感
人類自誕生以來，物質文明呈現加速度發展的態勢。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在原始文明階段，人類的物質生產能力和財富積累狀況，在幾千年甚至幾萬年的維度上都沒有絲毫變化，而進入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以後，二百年間的發展超過此前上千年的發展，進入資訊化時代以後，十年的發展就有可能超過此前百年的發展。全世界的國內生產總值即GDP，在1998年合計為31.35萬億美元，到2018年便已經達到了85.79萬億美元，接近翻了兩倍。扣除通貨膨脹的因素，人類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速度仍然是驚人的。這給人一種錯覺：人類的歷史是不斷進步的，而且進步的步伐在加快。
一部新時代的佛教類書——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佛教經藏可謂「文積巨萬，簡累大千」，佛教的教義與相關的生活內容也是條流深廣，卒難詳覽，於是中國佛教的書寫傳統中，就有了一類可以稱作「類書」的佛教典籍，即把佛教的歷史、法義、修行儀軌及日常生活制度等事項，以類編排，並簡明扼要、辭略意曉地對所擇選的條目內涵進行釋義。從形式上看，這類佛教圖書是作為一般信眾初入門的指導書籍；實際上，一部有特色的佛教類書是集佛教的歷史與義理知識、修行與生活軌範等諸多方面為一體的綜合性佛教百科全書。
佛法世法，不一不二
《星雲大師全集》第二十冊《佛教•教用》，顧名思義即佛教應用學，是闡述佛教如何影響各行各業，及應用於藝術文化和生活修行的指南。佛法真理立足於空有不二的中道思想，用於入世，能經世致用；用於出世，則能超凡脫俗。
從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論其傳道特色與影響
星雲大師一生致力弘揚人間佛教，為使佛法更加的生活化、普及化，而主張「以 文化弘揚佛法」及「佛教藝文化」等理念，自 2005 年起，大師「覺有情」時期的書法在馬來西亞國家畫廊展出後，引起很大的轟動與迴響。而在 2009 年大師因眼疾開創出的「一筆字」書法，於同年 10 月開始的「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世界巡迴展」應邀到世界各地巡迴展出，直至 2017 年，觀賞人次已累積逾七百萬，地點已遍布全球 五大洲。大師書寫的書法作品，無論在內容與風格皆與過去書僧不同，其一筆字書 法更是自成一格。
一個生命史的探索—星雲大師的宗教實踐與文學創作
一部「佛光百喻經」
儒、釋、道關係在近現代社會的延續與展開—以星雲大師的「三教一家」為核心
自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教」之說流行之始，儒、釋、道三教在衝突融合中，逐漸形成以儒、釋、道為核心的、相對穩定的中華傳統文化格局。近代以來，儒、釋、道三教在傳統文化本位的基礎上積極借鑑西學理論與方法，努力促成三教的復甦與新融和。作為人間佛教的繼承者與實踐者，星雲大師提出「三教一家、五教圓融」的三教觀，在繼承傳統三教模式的基礎上，構建具有佛教特色的「五教圓融」體系，不僅為傳統儒、釋、道三教關係注入新時代活力，同時也為當代國學發展提供新模式與新視角。星雲大師的「三教一家」理論，提倡傳統儒、釋、道應積極地在社會意識型態建構與社會制度完善層面，提出中華文化所獨有的解決良方，而「五教圓融」的宗教觀則是在「同體共生」理念的宣導下，積極推動各個宗教的交流與對話，在堅持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追求文化多樣性。另外，星雲大師充分發揮人間佛教「護國利生、淑世致用」的實踐特色，推動人間佛教沿著人間化、生活化、制度化、現代化與國際化方向發展。
立足於心的「一筆字」
星雲大師的「一筆字」自從展出以來，受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顧名思義，「一筆字」的獨特之處在於「一筆」，這是因為大師雙目近盲，看不清字的空間布局，只好將字一筆寫就。書法是視覺的藝術，既然眼睛看不清怎麼能把字寫好呢？大師對此的回答是：用「心力」。那麼，星雲大師所說的「心力」的具體內涵是什麼？大師又是如何用「心力」取代「眼力」寫出一筆字的？目前關於星雲大師一筆字的相關研究都未能全面系統地說明星雲大師的「心」與宗教情懷、筆墨美學、詞句意義之間的具體連繫與相互關係，而這正是本文努力說明的目標。本文將立足於「心」這個核心概念，著眼於一筆字的創作過程與觀看過程兩個角度進行研究。
道安大師與星雲大師—一個比較研究的視角
湯用彤先生在其佛教史名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曾依據梁慧皎《高僧傳》中的說法， 1 提出「高僧」和「名僧」的區分問題，認為名僧和同風氣，依傍時代，往往只能使佛法燦爛於當時；高僧則特立獨行，是釋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澤寄被於來世。湯先生書中根據這一區分的標準，提出東晉道安大師（312-385）不僅是一位「高僧」，而且是「幾可與於特出高僧之數」的那些少數能為佛教開闢新紀元的一代高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