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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佛教論義文書寫研究 ─兼論隋唐時期佛教的人間性實踐
當今人間佛教的弘法已形成普及化、國際化趨勢，然而在其發展過程中仍存在佛法「俗化淺化」、「缺乏清淨修持」等質疑，面向質疑，可以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本文通過釋讀P.2670、P.2871、P.2930、P.2770V、P.2807 等寫卷，梳理論義文本的書寫特色，結合中古時期的佛教人間化實踐，深入挖掘人間佛教的歷史價值。「陳述佛法東來」的內容，體現了人間佛教與政治的緊密關聯。「文本書寫」與「論辯講說」構成論義活動傳授知識的兩種基本形式，蘊含著承自原始佛教的「善巧方便」與「般若智慧」並舉並重的弘法思想。「文本書寫」以「藉助傳抄關係」和「運用共有模塊」的方式構建了論義文本之間聯繫緊密的網絡，「論辯講說」的內容體現了啟發信眾自覺自悟、調和入世與出世、關注社會眾生的人間性特徵。「稱頌論場大德」的書寫則表明佛教修習應當在社會生活中進行，在接觸大眾中觀照內心執著。
論佛光山清規的特色及其時代意義
就當前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的佛教取得的發展，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教團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係世界之所共睹。本文從「組織和制度」的角度，研究僧團與清規的關係，就佛光山清規的歷史源流問題，筆者在清規發展的脈絡底下，旨在說明清規的編撰是佛教因應時代的呼喚所做出的反應，它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等歷史條件中，目的在解決特定的問題；佛光山清規的產生，一方面來源於星雲大師各個時期的人間佛教實踐，並貫穿在半個世紀以來佛光山教團横、縱發展全過程，其編撰形式和內容與過去的清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特色主要體現在規範對象、核心價值和目標設定上，體現了清規的時代性格。佛光山清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也反映了以星雲大師為首的佛光山教團，在探索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所進行的開拓性嘗試，對於探索佛教的未來和發展，扮演獨特的角色，並發揮出重要作用。
典範重塑——從《畫說十大弟子》談佛教生命教育的當代實踐
本文試從佛光文化出版的《畫說十大弟子》改編僧傳著手，探究如何透過改編重塑聖者的當代形象，並以此建構當代佛教生命教育的實踐範示。 透過視覺的圖象符號分析，認為此書運用不同媒介系統的結合形塑聖者形象為其改編特色，而運用照片、圖畫等不同媒介系統所再現聖者形象的內涵，一是以佛教照片的事實引用，協助讀者在其自身的文化脈絡下感知符號的意義；二是運用圖畫語彙翻譯並重顯抽象的佛教觀念。而對於佛教生命教育的實踐範示，則分從二部分探討。一是在文字與圖象的交互指涉中，探究生命意義空缺如何由讀者填補，並在填補中開展自身生命的意義。另外，則從讀者接受及詮釋的理解中，探究適應讀者接受而建構的生命教育範示，其內涵有三：一是慧命承襲的共同典範。二是教育的學習模範。三是建構學佛者的聖者典型。
楊文會與近代佛教復興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學嬗變、西學東漸的歷史契機中，在思想解放潮流下，佛學的著作和學說引起許多學人的興趣，從而形成佛學復興的思潮。這一時 期，佛學以經世致用，迎合近世思想理論思維和社會革命的需要為主旨，承繼傳統，適應社會，借鑑西方來闡釋自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重塑，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國佛教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近代佛教的復興，是承續傳統，特別是清學傳統，在社會歷史深刻變化、西學東漸的的情況下發生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學術的內在理路和西學影響的複雜歷程。充分認識 和闡述佛教復興這一現象是全面深入理解近代文化傳統的基本前提，也是建設民族新文化必須注意的文化遺產。 楊文會（一八三七－一九一一）是近代佛教復興的中流砥柱之一，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在他身上匯聚了近代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 本文試從中西交流和文化變革的歷史背景中，以楊文會為個案，通過對其佛學思想、佛教活動的闡述，評析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並試圖揭示近代佛學與新文化之間的 關聯。本文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簡單概說近代佛教復興的背景、內在性及其時代精神與特色。第二部份具體評述楊文會佛學思想、復興佛教活動及其影響與地位。第三部份結語，總述楊文會復興佛教的時代精神及其在近代佛教復興中的地位與影響，並從中評析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及其在近代學術變化、建設民族新文化中的作用。
現代佛教文學創作的先驅——談許地山文學作品的佛教特色
降及現代民國成立，新文學運動蓬勃發展，許地山是二、三十年新文學作家中相當特殊且重要的一位人物，在他的作品中有許多含有濃郁佛教色彩的作品，使他的文章風格淨煉脫俗、浪漫傳奇，迥異於當代的其他作家。站在現代佛教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許地山的這類作品可謂開風氣之先，研究他在這類作品中所表達的主題思想以及寫作技巧，可以做為今日從事現代佛教文學創作的借鑒與啟示。
從台灣佛教到香港佛教—以佛光山為例
二戰後，台灣佛教與海外尤其是東南亞及香港地區的佛教，往來非常密切。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台灣佛教在對外弘化上更趨積極，尤其是佛光山、慈濟功德會、法鼓山、中台山等四大教團，在這些教團對外弘法地點的選擇上，香港也成為他們前往開拓的地方。相較於慈濟功德會、法鼓山、中台山，佛光山在香港的弘化活動更見積極。佛光山自1983 年在香港創辦「佛香精舍」，隨著信徒求法日多，各類弘法活動日益增加，乃於1991 年在窩打老道設立「佛香講堂」。之後，為擴大對信眾服務，2010 年於九龍灣億京中心設立「香港佛光道場」。又，為讓「人間佛教」推向高等學府，自2005 年4 月，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成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積極推展各項學術活動。本文以「從台灣佛教到香港佛教—以佛光山為例」為題，探討佛光山是在何種因緣到香港建立道場？如何展開其各項弘化工作？全文從：從「佛香精舍」到「香港佛光道場」、佛光山在香港展開的弘法活動、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推動佛教學術研究等方面進行論述；文末則就：佛光山在香港弘法的法師、佛光山香港各道場與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的關係、對「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未來發展之觀察三項，做了相應的說明，冀以呈顯佛光山在香港弘法的特色。
略論星雲大師隨筆體散文創作的藝術特色—以《寬心》、《捨得》為例
國際佛光會檀講師制度研究
佛光山開山至今， 在家信眾也參與弘法利生工作 ，為此國際佛光會在居士教育領域，也開創性的創設了檀講師制度。檀講師作為佛光山弘法布教師的組成部分，在體現僧信平等與融合、整合信眾力量弘揚人間佛教、促進佛光會員的擔當與成長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歷史上有諸多居士作師的實踐，如楊文會與金陵刻經處，王一亭與世界佛教居士林，以及太虛大師的僧信並建制度設計和組織實踐。與民國時期的居士教育相比，佛光山的檀講師制度特色鮮明，主要體現在以佛光會為依託的運作模式、居士為中堅力量、講師形態多樣、明確的選拔培訓考核晉升機制等四個方面。研究國際佛光會的檀講師制度對大陸佛教的弘法利生具有不可多得的意義。
從星雲大師的飲食觀淺論佛光山的飲食文化
「吃飯」，在佛門是一種修行，也是度眾的方便法門之一。筆者自2001年奉佛光山調派，擔任大師之飲食侍者一職。由於隨侍大師左右，自詡猶如佛世時代，阿難乃能親事佛陀一般，將佛陀之言教如是我聞的背誦出來，是我撰寫本篇論文的動機。本文嘗試以星雲大師的飲食習慣和觀點作為基礎，從大師日常生活當中，整理出平時對弟子們的開示與勉勵，進而解讀佛光山的飲食文化之特色，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實踐和推廣相呼應與印證是為初衷。文本架構將先從佛教僧團之飲食傳統與演變來作說明，接著再從佛光山的飲食文化來切入，繼而探討星雲大師的飲食蘊味，並從大師的飲食觀中來論述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性格。
釋迦佛與心性佛— 星雲大師重構《金剛經》的內在理據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對《金剛經》進行了系統重構，其內在的理據是釋迦佛和心性佛兩種佛性論的植入：釋迦佛使「空」理的佛教變成「生活的佛教」，心性佛使「緣起」的佛教成為「心生的佛教」。同時，釋迦佛與心性佛兩種佛性論體系也存在互相交融：由於對釋迦佛的崇信，心生的佛教淡化了訶佛罵祖、輕視經典的傾向；由於對心性佛的推崇，生活的佛教獲得了神聖世俗的內在根據。兩者協調統一，使星雲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呈現出中道圓融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