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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個性化的書寫方式與解釋模式――讀程恭讓教授新著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作為歷時四年之久的嘔心瀝血之作，程恭讓教授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2015，台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一書終於呈現在讀者的面前。這部多達50 萬字之巨的浩浩鴻文雖然我還未來得及細細品讀，但在案頭翻閱之間就已感受到作者的精心架構與深思獨創之處――無論從謀篇布局還是從把握問題的視角來看，作者都不滿足於一般傳統的書寫方式與解讀模式。換句話說，在這本著作中，作者不僅意在客觀呈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而更是著意通過自身的佛學理論視野與獨到觀察視角，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進行一次全新的個性化解讀。因此，這是一本當代佛教思想者關於當代佛教大師的思想評傳與深入研究，其中所涉及的問題與思考可能遠遠超出了思想評傳的本身，而具有佛教學術史視野下的理論價值以及有助推動人間佛教實踐深入展開的參考價值。
主題演說之一：重新估定佛學的價值
我今年八十七歲，七十五年前在南京棲霞山出家做和尚，六十四年前來到台灣，四十六年前開始建設佛光山。對於傳統的佛教，我常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比方說，佛法講「四姓出家，同為釋氏」，過去印度的佛教倡導「四姓平等」，這是佛陀的思想，但是後來在各地傳播的佛教，卻全都違反了佛陀平等的胸懷，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男女不平等；到現在，中國大陸的比丘尼、優婆夷在佛門裡仍幾乎沒有什麼地位。不過在我看來，在所有出錢做功德，把寺廟建設起來的人當中，以優婆夷最發心，尤其很多優秀的比丘尼更是為佛門做出種種貢獻。而這許多人事在佛教史上卻很少記載。如今，這一種不平等的觀念還在繼續，仍有人極力以佛教的「八敬法」來維護佛教比丘、男眾的權力與地位。
從天台「一念三千」論析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修行觀
佛法再好，無非平常生活受用。一念三千，是天台宗智者大師個人悟境的終極體驗，晚期思想的集大成，其教觀雙美一直為後人所稱譽。 作為一個宗教師，此篇論文不在資料的比對和差異上著墨，而以天台智者大師一念三千圓教思想的詮釋「低頭舉手，皆成佛道」一即全體，全體即一，不捨任何一法的成佛修行觀，說明生命的提昇與墮落，天堂與地獄，即於當下生活的那一念心而成就，論析星雲大師一生推動的人間佛教，以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實踐，如何展現天台圓教自他不二的精神，「自行唯在空中，度他三千赴物」的自在超然、大開大闊，希望提供給大家一條人人都看得懂、做得到的成佛之道。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與一行禪師「入世佛教」思想比較研究
自20世紀以來，當代佛教入世精神思潮逐漸形成時代之新特色。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數台灣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及越南一行禪師的「入世佛教」。兩位大師都主張回歸佛陀本懷，以各種善巧方便之法，從事度眾利生的事業，詮釋闡發適應當代的佛教思想，踐行佛教救度世人的關切，貫徹落實了佛教參與社會、改造人間、淨化人心的精神旨趣。不過因為理論和實踐在不同地域、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歷史背景等差異下展開必然展現出一定的差異。因此，兩位大師的佛教思想和實踐也有具體性的差別。如今，兩位大師的思想與實踐已推廣到全世界，將佛教的入世精神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他們樹立了全新的佛教形象，使佛教再度成為讓世人喜樂信奉的世界性宗教之一。
序：一個人間佛教的傳奇
1975年10月，台北國立藝術館首次迎來了一位佛教界的出家師父，他要在這裡舉辦為期三天的公開佛學講座。 第一天的講題是〈從《六祖壇經》說到禪宗教學的特質〉，主講者一開始就以日後人們所熟悉的他那慣有的簡潔、平實、動情、而富有魅力的語言，一下子把聽眾帶到思想與信仰融合為一的奇妙境界中。
試探北宋僧佛日契嵩釋儒一貫思想—以高達美哲學詮釋學為進路
佛陀教法思想之根本宗旨是現法樂、後世樂、究竟樂之辯證統一—《雜阿含經》義理辯證之一
《雜阿含經》作為最早期的一部原始佛教聖典，更多真實地反映了佛陀時期佛教思想教法的實際。本文中擬提出並論證：由《雜阿含經》求證釋迦牟尼佛之教法思想，首先可以肯定地說，佛陀教法思想的根本宗旨，乃是關懷眾生及人類的現法樂、後世樂及究竟樂的問題。所以佛陀的教法思想，從本質上看，可以說是為眾生、為人類探求幸福之道的學問；從特徵的角度言，佛陀為眾生、為人類所探求的幸福之道，則是能對人類現法樂、後世樂及究竟樂問題加以辯證考量的一種幸福之道。
念佛禪——一種思想史的讀解
「念佛法門」曾直接啟發過中國禪宗的實踐，這大概是不容爭議的事實，而結合了淨土觀念（無論是彌勒國土還是西方淨土）的念佛方法是如何融攝到中國禪的思想和修證當中，卻是一個要複雜得多的問題。依太虛、印順一系的看法，戒律和淨土是不應獨立成宗而為中國佛教各家所奉持的共法。不過，各家對淨土的取捨抉擇，都鮮明地表示了自宗的立場。如天台、賢首均以判教的形式會通淨土，但台宗詳於觀門和心具的說明，賢首則重於法界緣起和理事意義上的圓釋。即使禪宗內部各家，對淨土念佛的融攝也有相當複雜的不同。
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嘗試與挫折（西元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
就佛教而言，「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處非常之變，而晚唐來之傳統佛教者，一仍舊貫，無動於心，真難乎為繼矣！」雖然有晚清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熱切地攝受佛學，並且在他們的政治社會改革理想上有所融會發揮，造成所謂「近代佛學復興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晚清知識份子對於如何把佛學應用於政治領域的共識迄未完成，而佛學對那些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只不過是達到（救國建國）目的的工具，所以這一次復興運動的萌芽只是一個「浪漫的插曲」罷了。必須等到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年），高唱「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以整僧，「今菩薩行」已入世，才為新時代的佛教改革運動樹立方針、奠定規模。如果要探究民國時代的佛教現代化歷程，恐怕也只能繞著太虛大師的志業來談。
一部簡明通達的佛教百科全書——《佛光教科書》
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年一月，我應臺灣清華大學之邀，自北京赴新竹，在該校中文系講學。其間曾承學術摯友──成功大學教授張高評先生相陪，至高雄拜訪佛光山文化院，並就唐代文學與佛學的關係作一次學術講演。我在講演中舉引了柳宗元的一段話。柳宗元是唐代一位頗有才情與眼光的文學家兼思想家，他能從文化融合的角度看待佛學與儒學，認為佛教教義「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並批評韓愈所謂排佛，僅僅是一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最近我通閱了星雲大師編著的十二冊《佛光教科書》，再次感到柳宗元「韞玉」說之可信。從《佛光教科書》中，確可體認佛教文化真乃石中所藏之寶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