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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佛教論義文書寫研究 ─兼論隋唐時期佛教的人間性實踐
當今人間佛教的弘法已形成普及化、國際化趨勢，然而在其發展過程中仍存在佛法「俗化淺化」、「缺乏清淨修持」等質疑，面向質疑，可以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本文通過釋讀P.2670、P.2871、P.2930、P.2770V、P.2807 等寫卷，梳理論義文本的書寫特色，結合中古時期的佛教人間化實踐，深入挖掘人間佛教的歷史價值。「陳述佛法東來」的內容，體現了人間佛教與政治的緊密關聯。「文本書寫」與「論辯講說」構成論義活動傳授知識的兩種基本形式，蘊含著承自原始佛教的「善巧方便」與「般若智慧」並舉並重的弘法思想。「文本書寫」以「藉助傳抄關係」和「運用共有模塊」的方式構建了論義文本之間聯繫緊密的網絡，「論辯講說」的內容體現了啟發信眾自覺自悟、調和入世與出世、關注社會眾生的人間性特徵。「稱頌論場大德」的書寫則表明佛教修習應當在社會生活中進行，在接觸大眾中觀照內心執著。
人間佛教的管理心法
佛教自釋迦牟尼佛創教以來，就有一套獨特的管理學，佛陀所建立的僧團也有健全的組織和完整的制度。因而，佛門自古以來的管理是以自我發心、自我約束、自我覺察為原則，管理目的是為了使僧團能和合發展，俾令正法得以久住。佛教組織管理的核心價值在此，是佛教徒共同接受的主流價值觀。自我身心管理是佛教管理的首要準則，心正則身正，身正則能讓佛教團體走向健全之路，和合發展而使正法久住。星雲大師強調：「管理是一種藝術，有其靈活巧妙之處。」 靈活巧妙在於「心」，從「心」下手才能獲證正報莊嚴；進行環境管理而攝受依報莊嚴。在宗教上，則以自我內心的管理為主，以外在人事的管理為輔。這是必然要求，使有情世間的正報與器世間的依報，得以依正融通，事理無礙。
自利利他 僧伽的雙重責任
中國佛教經歷隋唐時期的輝煌，漸趨頹勢，降至清末，烽火不斷，民不聊生，不少出家人不得不以「超度亡靈」的法事活動為生，成為名副其實的「呷教的和尚」，佛教也被人們誤解為「超亡送死」的「死鬼佛教」。太虛大師對此怪異現象有如下評說：「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而致佛法不揚，為世詬病之一大原因也。」
論佛光山清規的特色及其時代意義
就當前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的佛教取得的發展，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教團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係世界之所共睹。本文從「組織和制度」的角度，研究僧團與清規的關係，就佛光山清規的歷史源流問題，筆者在清規發展的脈絡底下，旨在說明清規的編撰是佛教因應時代的呼喚所做出的反應，它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等歷史條件中，目的在解決特定的問題；佛光山清規的產生，一方面來源於星雲大師各個時期的人間佛教實踐，並貫穿在半個世紀以來佛光山教團横、縱發展全過程，其編撰形式和內容與過去的清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特色主要體現在規範對象、核心價值和目標設定上，體現了清規的時代性格。佛光山清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也反映了以星雲大師為首的佛光山教團，在探索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所進行的開拓性嘗試，對於探索佛教的未來和發展，扮演獨特的角色，並發揮出重要作用。
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太虛大師的佛耶對話及其對現代佛教的影響
近代中國佛教面臨內外困境亟待革新，二十世紀早期傳教士對待佛教的態度也開始轉變，佛教與基督宗教在民國時期進行了有效的交流對話。其中太虛大師站在佛教本位立場；對基督宗教神學中的上帝觀與神創論、靈魂觀與博愛觀進行了批判；但在佛教革新過程中，也發揮善巧方便的智慧對基督宗教現代性的組織、傳教方式等進行了肯定並借鑑。民國時期的《教務雜誌》中也反映出太虛大師的基督教神學觀，及其對基督教現代方式的借鑑，同時對於太虛大師和佛教現代革新也多有涉及。從基督宗教與佛教兩方面的文獻對太虛大師這場佛耶對話的個案進行梳理，對於晚清民國時期的佛耶對話研究及今天的宗教對話，都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近代佛學革故與體用詮釋的創新
本文以太虛、歐陽漸（歐陽竟無）和印順為重點，來探索體用詮釋創新在近代佛學革新運動中的實際情況和具體影響。三人對於體用邏輯的認識都有相當的深度，他們把體用概念完全作為一個詮釋性的邏輯系統。並將這一邏輯運用到關於佛學總體認識如判教、具體的佛學體系構造，以及佛教與其他思想體系的關係的建構上。
佛光山佛教實踐的當代價值
佛教歷史悠久，典籍浩繁，派別眾多，歷史上也曾不斷地與不同地區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信仰交融融和，形成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佛教大觀園。於是，應機設教就成了佛教重要的具有圓融性質的方便法門。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自然也存在著魚龍混雜的現象。苦修的海城大悲寺模式、喧囂的嵩山少林寺模式、盛大的無錫 山寺模式，當然還有台灣的中台寺模式、慈濟模式等等，太多的佛教盛況，正不斷地累積著佛教的社會形象與社會觀感。彷佛資訊時代海量資訊的碎片化處理一樣，資訊的接受者往往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幸運的是，星雲大師以及他所親手創辦的佛光山，數十年如一日，秉承人間佛教的理念，契理契機地開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佛教實踐活動。可以說，佛光山的佛教實踐，無論是文化教育事業的廣泛開展，還是管理模式與海外拓展的創新，就像是一座燈塔，詮釋著佛教的信仰屬性、文化屬性和生活屬性，為人們理解當代佛教、甚至宗教的本質，提供了一個鮮活的範例。
日本的「臨床宗教師」及對現代佛教教育的啟示
日本的臨床宗教師，是指在受災地區、醫療機構、福利設施等公共場所從事心靈救護的宗教教職人員。這一職業的出現，始於東日本大地震之後佛教界的救災活動。為培養能夠從事社會服務的教職人員，東北大學在2012 年設立了「實踐宗教學捐贈講座」，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現在，龍谷大學、武藏野大學、愛知學院大學、高野山大學、種智院大學、上智大學、鶴見大學等大學也相繼開設了相關課程，培養臨床宗教師。日本臨床宗教師會還制定了「臨床宗教師倫理綱領」和「臨床宗教師倫理規約」，規範臨床宗教師的行為。日本臨床宗教師的出現給當代佛教教育帶來諸多啟示，包括佛教教育必須面向社會，回應社會的精神需求；佛教教育的內容必須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更新；佛教的學術研究也須從純粹的「古典佛教研究」走向相容「應用佛教研究」。
佛學與現代醫學：佛教醫學引論
本文以古老的東方佛教和現代西醫學為對象，從東西方文明會通的角度，探討了兩者內在契合與互補，初步提出了佛教醫學的概念及整體框架，並分析了佛教醫學的特點。本文前言部分指出了佛學與醫學在東西文明溝通中的特殊地位。然後從科學性質、結構目的的三個方面分析了佛學與現代醫學的內在契合，指出歷史悠久的佛學完全可以被視為一門古老的現代醫學，並對應於現代醫學模式，從傳統佛學思想中提出了「根─識─塵」理論作為佛教醫學的整體框架。最後在與現代醫學的對比中，總結出佛教醫學的三個特點：完整的哲學根基、獨具的新身關係理論何有效的禪定治療體系。最後，本文簡要論述佛教醫學對人類建設新文明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