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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的佛教藝術實踐和價值意義
太虛大師認為：「美術乃是人類社會之精華，表現人類之精神者為文化，表現文化之優美者是美術，美術是哲學、文學、工藝的結晶」。馮友蘭先生認為中國哲學追求的是一種最高但又不離人倫日用的境界，即「極高明而道中庸」。從某種意義上講，書法是中國人從最高境界落實到人倫日用，從抽象思維世界回歸到形象世界的最為直接的表現途徑。
漢文佛教大藏經的刻印—兼談《佛光大藏經》的編纂
一千多年來，中國佛教界和朝廷刊刻了二十多種大藏經。最初的編纂者是以《開元釋教錄》的紀錄為基礎，他們的責任是按先前的某版本，儘量收集齊全。然大藏經多被藏在藏經樓裡，使得承載佛陀教導的大藏經，其淨化人心的功能無法發揮出來。《佛光大藏經》是中國大藏經發展史上，第一部旨在以普通讀者為對象的大藏經。它是以民間的力量編纂的。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現代人人能讀，讀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隨著紙本和數據化的大藏經的普及，佛法能通過大藏經延續和流傳。《佛光大藏經》的貢獻，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佛教入門的金剛寶鑽 佛學研究的無言良師——評《佛光大辭典》
欲瞭解佛教及從事佛學研究的人都知道，三藏典籍浩繁，法數名相眾多，查找起來很不方便。為此，從古代起便有《經律異相》、《法苑珠林》等佛教類書出現，及至慧琳的《一切經音義》。這些書為我們理解佛經中字與詞的讀音與意義提供了許多方便，但因年代久遠，語言變遷，再加上收詞不多，很難滿足一般人的需要。近人丁福保編纂《佛學大辭典》，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最早的新式大型佛學辭典，該書參考了日本人的許多佛教辭書，收詞三萬餘條，但解釋較為簡略，且多用文言文及佛教術語，使用起來亦不太得心應手。對一般讀者和佛學研究者來說，尋找一本權威、實用的佛教工具書至為巨要，也至為艱難。一九八八年，佛光山出版了《佛光大辭典》，以其收詞廣泛、體例精當、解釋詳細而迅速，為教界、學界所矚目。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該辭典的出版填補了國內佛學研究缺乏權威、實用、高質量的工具書的空白，實乃功德無量！
從敦煌吐魯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教的東傳西漸
魏晉時期是佛典在中國大翻譯、大傳播的時期，它一直延續到南北朝。這些早期譯出的佛經寫本，在內地是早已散失殆盡。然而，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古本寫經中，尚有一些遺 存，由此，人們往往以為佛教及其經典傳入中國，首先是由中亞傳到吐魯番、敦煌，接著到河西，然後再傳到中原，這是一種誤解。實際情況是：佛經的東傳，首先是到達當時的政治中心洛陽、長安，而後再逐漸流布到河西、敦煌以至吐魯番，呈現出佛教經典東傳後再西漸的過程，下面擬對這種過程作一點概略的考察。
謝靈運山水詩的佛教思想
謝靈運山水詩的藝術成就，代表了中國山水詩成立、發展的第一個高峰。身為「山水詩派」的開創者，他衝破當時玄言詩的窠臼，大規模地將自然山水引入詩歌創作中，帶動整個晉、宋文壇風氣的轉變，譜寫出新意的山水詩歌，具有詩史上的創新意義。自他以後，山水自然，終於成為一種獨立的歌詠描繪的對象，文學的主體性脫離了哲理的束縛。 此外謝詩受到佛學的影響至深，他不僅精通佛典，並且廣交佛門高僧，積極參與佛教活動。他的山水詩篇，直接歌詠佛學精神境界的不在少數，他的詩中好用清曠、清和、清塵、 清思、清淺、清越、清醑、清霄，以及空林、空水、空谷、空庭、空觀等詞彙，表現一種清空玄遠之美，為晉、宋其他詩人所未曾有，使他的藝術風格呈現多樣化的豐富內容。佛學對謝靈運山水詩的影響，值得繼續作更深層的探討研究。
劉禹錫與佛教
中華佛教，特別是學術，自隋代開始「獨立」後，入唐即稱鼎盛，廣泛影響國人生活，唐代如韓愈等排佛崇儒的儒學名家，尤係如此. 劉禹錫生來，其性即聰慧不凡，自幼受到佛學熏染，深得名僧靈澈，皎然器重，故其學問大成以後，茍為文，則多見反應其直接間接受了釋門學術的深刻影響; 若為詩，則多見表現其個人對釋家高僧文物的特別欽仰. 本文作者輯錄集本，外本所收，經劉氏吟和的詩歌，其中充分表現他個人對釋家高僧，文物特別欽仰者，並用全唐詩內所收新編十二卷劉禹錫詩，相與校對付印. 由這些作品可明顯看出，劉禹錫自幼即與中國佛教佛學及佛化，結了不解之緣，亦可獲知他個人不厭其煩地反復表白，個人由愛佛而信佛，深受佛教佛學的影響。
建設社區佛教
都市佛教是與山林佛教並為中國佛教的兩大部分。在當前中國大陸地區，踐行人間佛教理念，都市佛教做得較好，但不可以將「都市佛教」與「人間佛教」畫等號。本文從宗教市場理論與社會交換論角度出發，指出當前中國大陸佛教，無論是都市佛教還是山林佛教都要踐行人間佛教的理念，並進一步提出「社區佛教」概念，向基督教學習走「社區化發展」的平民路線，密切與周邊社區連繫，積極開展社區公益服務，唯有如此，才可實現「人間佛教」的宗旨。
孤弦雅韻——太虛大師的佛教社會理論
太虛大師（1890-1947）是集中國佛學思想之大成者、近代佛教革命與革新的實踐者、以佛法導引現代人心的「人間佛教」的宣導者、立足中國佛教走向「世界時代」的文化交流使者，本文的關注點是太虛大師相關作品中的社會學指向。本文將太虛大師置於風雲激盪的近代中國思想史、逐步紮根中國的社會學學術史當中，分析其立足中國、立足佛教與佛學，融合中西傳統、創建現代中國及其新學術脈絡的努力，揭示其復興傳統、創新學術的意義，尤其是思想中某種佛教社會理論的線索。
「生為苦本」到「苦為生本」思想的轉型——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讀後感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宗教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自從在印度創立之後，就以其特殊的面貌而卓立於世。其對人生和社會的特殊看法，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出世宗教。所謂「出世」就是「遠離」。佛教遠離社會，遠離人間，給人們帶來的是一種「消極」或「厭世」的人生觀，這種觀點一直影響著人們的看法，乃至於給佛教貼上了「落後」與「迷信」的標籤。
佛法真義．生命導航
打開經典，常常會讀到這段話：「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2500多年前，偉大的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而後沿著恆河兩岸遊走，法音宣流，震悟大千。遙遙天竺，煙霞渺渺，從來都是中國人心中的西天佛國；泱泱中土，疆域浩浩，那是印度人眼裡的盛世大唐。絲綢之路，打開了中印文明的交流大門；法流東土，華夏蒙受了佛法的滋潤。如今的我們失卻了佛陀宣教時的因緣，錯過了八宗並弘的輝煌大唐。那爛陀盛況難再，唐玄奘亦成追憶的夢影。我們還能聆聽佛的聲音嗎？我們還能撫摸法的脈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