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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間佛教」回傳印度，開創佛教全球發展的新時代
當今世界上，中國和印度是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不久的將來還會成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從人口和經 濟的角度看，「人間佛教」的未來，首先取決於其在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從佛教信仰人口的角度看，中國是當 今「世界上最大的佛國」―據美國「皮尤論壇」最近公布的研究報告，中國是全世界信仰佛教人數最多的國 家，信仰人口達二點五億，這即是說，僅中國大陸的佛教徒就占到世界佛教徒總數的百分之五十。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僧信觀探索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僧信觀，以僧信平等為基本理念。繼承原始佛教以布施為結構性基礎的僧信關係，以及佛陀制戒為原則的倫理保證，是對傳統中國佛教中「僧尊信卑」、「尊信抑僧」、「僧信平等」的再詮釋，尤其是「在家能作師」問題上，最具突破性的理論與實踐貢獻。早期部分信眾的貢獻，為制度化建設僧信體系具有重要經驗意義；國際佛光會的創建，尤其是檀講師制度的設立，是提高信眾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措施；71 位台灣本地檀講師的教學實踐，為台灣佛教尤其對人間佛教的推動具有實踐意義。總之，星雲大師僧信觀理論與實踐，既是「佛法生活化」，又是「生活佛法化」的表達，也力圖構建僧、信二眾均衡、團結的現代佛教團體，使僧、信二眾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共同推動弘揚人間佛教。
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生命倫理觀及其現實啟示
人間佛教是佛教現代化的重要標誌。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生命倫理觀大致可從3 個維度展開。一是在生命觀上，其人間佛教在繼承傳統佛教的基礎上，以「緣起論」圓滿地回答了生命起源之謎；二是在生死觀上，其人間佛教並非厭惡生死，而是追求自我「涅槃」，教人解脫死生；三是在生活觀上，其人間佛教將傳統佛家「出家」遠離世俗、以隱居修行的生活觀念拉回現實的社會裡，強調「自利利他」、「普度眾生」的現實生活價值。深入討論其生命倫理觀能為處在社會主義轉型期的中國所遭遇的「道德滑坡」，中西價值融合背景下，多元價值難以抉擇，以及生命倫理中道德衝突與困境，帶來具有現實意義上的啟迪。
人間佛教的展望
本世紀二○年代後期，太虛大師(西元一八八九-一九四七)針對明清以來傳統佛教的積弊，提倡以重視人生和改善人生為基礎的人生佛教，為此而奮鬥了一生。此後，太虛大師的弟子和受到他影響的人們，又進而提出強調社會現實性的人間佛教的思想。進入八○年代，海峽兩岸的佛教界和其他華人居住的地區，都積極提倡並且實踐人間佛教的思想，同時有更多的學者對此展開進一步的研究。人問佛教的提出和付諸實踐，代表著中國佛教已進入新的重建過程，正在適應現代社會巨大的變革。展望未來，人間佛教將怎樣發展，呈現怎樣的面貌，對社會將產生什麼影響，是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本文僅據所掌握的部分情況，從史學角度作些預測，並以此向專家讀者請教。
人間佛教經典詮釋的現代模式 —以星雲大師對《心經》內容與實踐的 解讀為例
印度的佛教作為異域文化，通過異地的語言文字形式傳播到了中國，經歷了出經、譯經、解經、印經、傳經等歷史進程，逐漸形成以經典為核心信仰對象的經典崇拜。《心經》是極為重要的般若經典，星雲大師對接兩千年來的經典崇拜傳統，反思傳統和今人詮釋的不足，對《心經》做出現代化的內容與實踐的解讀。代表了人間佛教經典崇拜的新模式，指明了未來經典詮釋、經典實踐乃至於整個佛教發展的正確方向。
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緣起性空」 —從太虛到印順再到星雲
人間佛教的首倡者太虛大師提出「緣起性空之和合」是「緣起之事」與「性空之理」的和合，但是不可以為知「性空之理」便妄加斷言，最終的真實是以無分別智親證的「中道」。印順法師將「緣起性空」的理論根據建立在《阿含經》的「緣起中道」之上，為「緣起」與「性空」的統一提供理論論證。星雲大師在前者提出的「緣起」法三重甚深含義之上，再增加「相由緣現」、「多從一有」、「佛是人成」，構成6 條體認「緣起性空」的定律。體悟「緣起性空」之理，以「無所得」為方便善巧的菩薩行將會更加清淨無礙。本文以「緣起性空」為核心，通過閱讀和對比分析3 位大師的相關著作及其他文獻，探究其在「人間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筆者認為，「緣起性空」在「人間佛教」適應當今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能夠消解過度世俗化帶來的社會危機。
佛光山人間佛教在日本的弘法實踐研究 ─以「本土化」為核心
自兩漢之際佛教由中國經百濟進入日本，中日佛教便成為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作為漢傳佛教的主流，佛光山與日本的淵源由來已久，早在1963 年星雲大師參加訪問團展開對日本、新加坡等國考察的旅行，就與日本佛教界結下了深刻法誼。1993 年，佛光山在日設立第一處道場東京別院，至此，佛光山人間佛教在日本的弘化之路已經走過30 年的沐風櫛雨，取得了斐然的弘法果實。 星雲大師提倡用「本土化」來弘揚人間佛教之精神，佛光山在日本的本土化弘法實踐便是「自覺行佛」的良好範例。本文從人間佛教與日本的前緣開始，對佛光山的開山祖師星雲大師與日本佛教界的交流進行整理，從本土化的四個核心要點「語言本土化、風俗本土化、習慣本土化、教育本土化」出發，分方面探討佛光山人間佛教在日本的弘法實踐，研究其將人間佛教理念融入當地社會的多種方式。
自利利他 僧伽的雙重責任
中國佛教經歷隋唐時期的輝煌，漸趨頹勢，降至清末，烽火不斷，民不聊生，不少出家人不得不以「超度亡靈」的法事活動為生，成為名副其實的「呷教的和尚」，佛教也被人們誤解為「超亡送死」的「死鬼佛教」。太虛大師對此怪異現象有如下評說：「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而致佛法不揚，為世詬病之一大原因也。」
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太虛大師的佛耶對話及其對現代佛教的影響
近代中國佛教面臨內外困境亟待革新，二十世紀早期傳教士對待佛教的態度也開始轉變，佛教與基督宗教在民國時期進行了有效的交流對話。其中太虛大師站在佛教本位立場；對基督宗教神學中的上帝觀與神創論、靈魂觀與博愛觀進行了批判；但在佛教革新過程中，也發揮善巧方便的智慧對基督宗教現代性的組織、傳教方式等進行了肯定並借鑑。民國時期的《教務雜誌》中也反映出太虛大師的基督教神學觀，及其對基督教現代方式的借鑑，同時對於太虛大師和佛教現代革新也多有涉及。從基督宗教與佛教兩方面的文獻對太虛大師這場佛耶對話的個案進行梳理，對於晚清民國時期的佛耶對話研究及今天的宗教對話，都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