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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書信考（四）
目前輯錄弘一大師書信的書籍主要有《弘一法師書信》、《弘一大師全集．雜著卷、書信卷》和《弘一大師李叔同書信集》。《弘一法師書信》由林子青編，《全集》亦由林子青任編輯委員會主任，且出版年代較《弘一法師書信》晚，故只以後者為討論對象。 由於弘一大師寫信有些只註月日，有些不註月日，但一般不註明年代和寫信地點，所以其書信的編輯者僅憑考證來註釋年代、寫信地點。但二書信集所註寫信年代和寫信地點有較多的訛誤，二書的標註也有較大的差異。若要準確論述弘一大師的生平，必先對此兩種書信集中的註釋差異作一次比對、認定和校正。以下分別研究，並分「考證」、「存疑」二類，以求教於方家。
人間佛教對社會福利的貢獻（三之一）——綜觀星雲大師在解行上的詮釋
筆者的目的是根據南傳巴利藏和北傳的漢文阿含藏，來彙整釋迦牟尼佛（約西元前五六三─四八三年）所說的法義，以點出星雲大師如何在深奧的法義中，形成人間佛教福利社會的理論面與實踐面。
曹洞宗歸宗青原一系的原因初析
曹洞宗上承藥山，本屬南嶽，後來卻被劃歸青原。本文分析了曹洞宗改宗青原的原因，指出其改宗具有某種合理性，對整個禪宗的發展是有利的。
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嘗試與挫折（西元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
就佛教而言，「昔日文化之為友為敵，唯儒與道；今則文化之新友新敵，將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學、科學。處非常之變，而晚唐來之傳統佛教者，一仍舊貫，無動於心，真難乎為繼矣！」雖然有晚清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熱切地攝受佛學，並且在他們的政治社會改革理想上有所融會發揮，造成所謂「近代佛學復興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晚清知識份子對於如何把佛學應用於政治領域的共識迄未完成，而佛學對那些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只不過是達到（救國建國）目的的工具，所以這一次復興運動的萌芽只是一個「浪漫的插曲」罷了。必須等到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年），高唱「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以整僧，「今菩薩行」已入世，才為新時代的佛教改革運動樹立方針、奠定規模。如果要探究民國時代的佛教現代化歷程，恐怕也只能繞著太虛大師的志業來談。
馬一浮——生平．佛緣．佛心
馬一浮，乳名錫銘，幼名福田，號湛翁，晚號蠲叟，或蠲戲老人，浙江紹興人。一八八三年四月二日生於四川成都，此時正值其父馬廷培任四川仁壽縣知縣。馬廷培雖為官，卻是一個忠孝兩全之人。據載他為官時，其母仙逝，因未被獲准回紹興原籍奔喪，遂有退出官場之意。一八八八年，馬廷培攜妻帶子返回浙江，馬一浮時年五歲。馬一浮自幼聰穎過人。十歲時所做五言律詩即有驚人之句。十一歲那年，馬家請了一位頗有聲望的舉人鄭墨田來家裏教他讀書。可未過多久，鄭墨田即請辭。馬廷培以為兒子不聽教誨，或何處得罪鄭氏。但一瞭解，方知馬一浮才智過人，鄭墨田自愧不能勝任，為了不耽誤這「神童」的前程，才提出辭教。
一部簡明通達的佛教百科全書——《佛光教科書》
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年一月，我應臺灣清華大學之邀，自北京赴新竹，在該校中文系講學。其間曾承學術摯友──成功大學教授張高評先生相陪，至高雄拜訪佛光山文化院，並就唐代文學與佛學的關係作一次學術講演。我在講演中舉引了柳宗元的一段話。柳宗元是唐代一位頗有才情與眼光的文學家兼思想家，他能從文化融合的角度看待佛學與儒學，認為佛教教義「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並批評韓愈所謂排佛，僅僅是一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最近我通閱了星雲大師編著的十二冊《佛光教科書》，再次感到柳宗元「韞玉」說之可信。從《佛光教科書》中，確可體認佛教文化真乃石中所藏之寶玉。
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天台「一念三千」與「一心三觀」為主的論析
說一切有部的業力論
有部認為，發生萬有之因，是從有情本身的「業」而來. 據俱舍論看，「業」是以「思」的心所及其外表的發動為體，前者為「思業」後者為「思已業」，意業是思業，語意是思已業. 身語二業又各分為「表業」「無表業」，說一切有部認為「無表業」附帶於物質，其本身無思慮性，無分別性，所以「無表色」是色法. 據俱舍論看，分別諸法善不善的依據，為勝義，自性，相應，等起. 有部認為「等起」有二種，即「因等起」與「剎那等起」. 決定「表業」善惡的根據，在「因等起」. 「說一切有部」對「業」本體的看法，是現實性，道德性，具體性的，所以有部把「業」的本體看作是色法，而由「等起」的思想導出善惡業報，在造業時依因感果，則「無表業」可能持續到後世而招苦樂果報。
一九七八年國內佛教文化界動態
一年來的中文佛教新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