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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星雲大師以禪統攝三教的思想淵源與現實意義
星雲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以現實人生為立足點，以現代社會為面向，其人生化、生活化、入世化特色，正是對禪宗「即心即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思想的繼承。自唐宋以來，禪宗不斷與儒、道融合，其積極入世、以人為本的精神不僅成為中國佛教的特色，也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與儒、道交流、融合的過程中，禪宗充分體現了相容並包、求同存異的性格，人間佛教在處理儒、釋、道關係上的思想與實踐，正是在新時期下繼承與發揚禪宗精神的體現。星雲大師以禪統攝三教，作用於現實人生，主要體現在倫理生活、行為約束與淨土思想三方面，並且根據當代社會形式與國際環境，星雲大師創造性地將「禪統三教」擴展為「五乘共法」，以平等包容的禪思想處理宗教關係，推動了人間佛教國際化、現代化進程。
從《星雲禪話》的書寫看禪觀下的兩種真實
禪家公案在逐漸獨立的過程中，脫離了歷史背景，成為一個高度抽象化的「敲門瓦子」。而《星雲禪話》在繼承了古代公案簡單化、程式化書寫傳統的基礎上，重視對公案「具體情境」的描述，再次將公案置於歷史性敘述中。同時，對公案進行了重新組合，並增飾以文，使得書寫「文質彬彬」。《星雲禪話》對公案的重構主要是在構建禪史以及塑造禪者上，並用現代白話翻新了公案語言。禪門燈史、傳記公案歷來受到「偽史」的批判，在歷史與時間的思維習慣下，虛構法系、杜撰史書等問題輒需撥亂反正。然而作為追求終極意義的宗教，「吾道一以貫之」，其超越性未曾變易。禪宗的「真」不在耳聽目見，不在外境事相，亦不在知識學識，而在真如本性。一旦觸及真心，詩文也好，佛禪也罷，隨緣歡喜，妙趣橫生。
印順導師不曾說過禪宗是「梵我外道」--回應慧昭法師與陳英善小姐之「印順法師說」
近世東亞文化交流中的禪宗
回頭與超拔的世界
本文首先以野狐禪的不落，不昧因果談事物的偶然，非偶然，又非必然三層次. 點出其均有無窮層次，而決定處則落在觀法之正確與否. 人均生存於「回頭」與「不回頭」的世界中; 前者是一不斷反省自覺，改過回頭的正面，真實存在的世界; 而後者則是由於心靈的陷溺，結習未盡，以物交物，而失其向上一機，所以心靈陷溺，而成「無明」之境. 故萬象三千，大千世界的更易，均來自「心念」的轉換; 由此方能克服外道，唯有「心」的放下(種族，時空，身等相)才能超越，而「道」就在放下與超越裡. 果此則會放心光，去心火，而成道. 此皆由一心而生，一念而轉，故無論行路，開田，吃點心，只要觀心，便可體道. 此外由雲門的風姿說到農與禪，而解決人類最大危機的方針是生命，心靈性情，智慧的回歸，如此才能成聖成佛; 最後談涅槃佛性與禪宗特質及其八要義，以明究竟之境。
星雲大師對般若智慧的現代詮釋 ――以其《般若經》著述為中心
本文通過星雲大師對《心經》與《金剛經》的現代詮釋著作，探討般若智慧在人間佛教的重要意義。星雲大師倡導「人間佛教」，弘傳適應現代人需要的佛法，以通俗易解的方式講說法義，這種大眾能解、能行的教說非是淺層世俗善法，大師強調般若智慧為其根據，能與般若結合的修行始相應於真實「佛法」。星雲大師指導般若智慧的淺深差別內涵，可用「緣起性空」概括其意旨。凡夫的智慧，信解因果道理，了知世間有善有惡、有因有果；二乘的智慧，能觀照緣起法則，了知萬法皆因緣所成，較利根者可藉因緣的解析而領悟到空義；菩薩的空性智慧，不破有而見空，了悟空有不二的畢竟空義，以出世心行入世事業；最後，空性智慧的圓滿即是佛陀的「般若」。運用深入淺出的現代詮釋，引領行者由淺入深進入般若堂奧。星雲大師並將般若空義、佛性思想與禪宗心性思想進行融通，空性的體證是開顯佛性、清淨心的關鑰。大乘般若空慧是全然無執的精神境界，由「真空」以顯「妙有」，無量無邊的智慧作用使具足一切功德的佛智全體豁顯。星雲大師提點行者，人人本來圓具智慧潛能，透過人間的佛法實踐，發揮般若的覺照力量，獲致身心的自在安樂，不疲厭地在生死世間完成自覺利他的菩薩道修學功課。
論星雲大師對中國佛教的卓越貢獻
星雲大師，是當今佛教界當之無愧的高僧大德，是中國佛教界的榮耀。他所創建的佛光山事業，把中國佛教帶到了世界各地，把中國文化饋贈給世界人民。大師的佛法，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是佛法智慧與現實生活的結合，是禪宗在當代社會的新發展。我把大師對當代中國佛教的貢獻概括為：一個核心、五大方面、四個亮點。
禪宗戒律革命在人間佛教中的意義
天臺宗是否為中國人最早建立的佛教宗派
一般以為天台宗是中國僧侶最早建立的宗派，但嚴格說來，天台宗一詞的提出始自湛然法師，距離智顗禪師已有百年之久了，所以天台宗是否是中國人最早建立的宗派實可再討 論。 在天台宗的燈統中，於唐代有所謂九祖說，這是由智顗至湛然為主；於宋代始出現十七祖說，這是由湛然至四明知禮為一系，此後，燈統說始告確定。然而，燈統說的提出實受禪宗燈統觀念的剌激所致，因為智顗禪師之時並未有建立宗派的觀念，也未指定傳法弟子，智顗之後，教門中衰，習天台者有漸漸流入南方禪門的情形，至荊溪湛然禪師之時，號稱中興天台教門，然此時南北教門並立，禪宗燈統之說甚為流行，湛然門下受此影響，由湛然往上溯，遂有所謂天台九祖之說，但湛然卒後，不久就碰上會昌法難，天台教門勢力為之中挫不振，直至宋代四明知禮之時，始復振天台之學，並與禪宗抗衡，因知禮之故，由知禮往上溯，天台十七祖說始告確立。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可知，天台之學雖創興於智顗禪師之時，但宗派的提出卻是到了荊溪湛然之時，而到了宋代之時，天台宗的地位始告穩定，由此看來，雖然智顗禪師活動時間早於賢首法藏及慈恩窺基，但要以此論證天台宗是中國人最先建立的宗派，實有待商榷。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也可得知，教門之興衰在於有無人才，天台教門若非在中唐有湛然禪師、在北宋初有四明知禮法師，則天台教門恐亦將如三論宗或慈恩宗般曇花一現，或則融入禪宗亦未可知。
論惠能大師革新佛教的意義及對佛教中國化的推進
本文認為，惠能大師作為中國禪史上開一代新風的禪師，其出現絕不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如果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著眼，就可見其有深刻的原因。這其中既有惠能對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狀態的批判性思考，又有對繁瑣名相、經師之學和陳式化的修行方法的革新，還有與老莊的自然主義、玄學的得意忘言和儒家的重視人生等學說的思想相通。惠能正是順應了時代需要，在繼承和發展佛教中國化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禪法的變革與創新才使中國禪宗的發展出現了新的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