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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terpretations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the Mahāprajñāpāramitā Upadeśa’s “Three Samādhis” to Zhiyi’s “Threefold Contempl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arly Mahāyāna commentary, the Upadeśa through the doctrin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three samādhis and how it has influenced the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Zhiyi’s threefold contemplation. The approach on examining Zhiyi’s relation to the Upadeśa through our position in the historical and textual context of the Upadeśa and of Zhiyi has opened up to a strong impl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ir connection. In addition, our brief study on the citation of the Upadeśa in Zhiyi’s extant textual exegeses indicated his frequent usages of the commentary both in his early and later works.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高等教育實踐研究—以佛光大學為中心
本選題以佛光大學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佛光大學神聖與世俗的二重屬性，發掘出作為佛光山文教事業重要一環的高等教育，在現代佛教走出山林、融入社會的過程中，如何與現代文化教育相結合，通過教育事業向社會傳達人間佛教的精神，試圖梳理和提煉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教育實踐，並且對以人間佛教為代表的現代宗教如何通過文化教育事業對社會的貢獻和影響進行初步探索，展現出一條「佛教人間化」成功、現實、可行、積極的道路。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念的空間實踐及意義—以佛光大學海淨樓中的日常生活為中心
空間實踐是人在生活中對於空間的感知，佛光大學海淨樓中的生活世界，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念微觀、具體而又生動的實踐。這一空間中的生活既秉承「早晚功課」和「不作不食」的傳統叢林規訓，也秉持大師「共食、共住、共修，都是一家人」的理念，空間中的大眾以其身心體驗形成了經驗性的人地關係。大眾在實踐中，生產出空間意義、並形成內在的空間認同，將意義與認同的空間打造成「地方」。而這一「地方」秩序的維繫體現在：既有一定的信仰神聖因素，也有生活樸素情感的「禮物」流動，這是具有當代人間佛教特色的話語建構嘗試，也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得以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之一。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納入本校佛教學院正式課程之芻議──特以該書「第四章 佛教東傳中國後的發展」為例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在北返的車程上，個人基於一己的學術興趣，首先便覽讀了這部著作的第四章。在題作「佛教東傳中國後的發展」的這一章裡，大師以淺顯易懂的口吻娓娓道出了佛教東來中土之後，對漢地文化各方各面的重大影響。事實上，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共計六章三百四十餘頁的篇幅中，第四章便占有了百頁之多；吾人或可由此清楚見出，星雲大師對佛教東來中土而與漢地文化相互切磋，乃至最終與之渾然合一的歷史進程，顯然是極其關注的。除此而外，《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第四章尤其值得讀者特加留意之處，乃在本章七個小節中，除第七節之外，其餘六節都是以「人間佛教」為其限定語，具體而微地分別講論了佛教東來中土之後，隨其逐日發展，而對漢地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所產生的重大影響。質而言之，星雲大師以「人間佛教」作為限定語而講明漢地佛教文化，一方面不但充分顯示其一生所揭櫫的「佛陀的教法即是人間佛教」的理念，同時也可謂恰如其分的標舉出漢地佛教文化的發展，其實就是人間佛教的具體朗現。
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經典詮釋之間
在現代性脈絡籠罩下的當代人間佛教，雖一方面上溯佛陀的本懷即為人間佛教的起點，但無疑的也是對現代性問題之挑戰的回應，才有當代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運動的出現。本文從兩大點來說：一是由理解經驗現象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說「人間性」；另一則是藉由經典詮釋活動，以說明「人間性」在其中的展現，並同時指出佛教經典詮釋活動所需參照的原則。指出人間性即人是在任何差別乃至對立的現象「之間」，經由自覺的反省與問題的處理而展現，用佛教的概念來說，人間性即人對其處於緣起法之間的自覺與反省。
改宗與皈依歷程——以後解嚴佛教團體之信徒為例
當代臺灣地區的佛教信仰非常普遍，在臺灣解嚴前後期間，不同的佛教信仰型態，在這塊土地得到發展的契機。解嚴後的宗教熱潮更引起社會學者的關注，社會學者指出宗教的變遷主要匯歸於「佛教」；所以，研究動機就立基於此現象而探究佛教徒改宗與皈依歷程的情形，亦即以後解嚴佛教團體的信徒為研究對象，換言之，研究對象是從三大佛教團體裡依據取樣標準找出，最後得出三十位佛教徒作為深度訪談對象。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哪些原因造成改宗（religious change）？改宗之後，是否得到依歸或再次的尋覓？是對佛法的改宗，或是對團體與領導人的信心改宗？改宗之後，是否進入皈依（conversion）歷程？進入皈依歷程後，在身心行為的轉變與轉化如何？以及如何再交付（sustaining surrender）於佛教與道場或團體裡；最後，依受訪者對「皈依」的詮釋而探佛教的皈依本質。
人間佛教「道與藝」之建構關係：以佛光山梵唄讚頌團為例
音樂是人類共通的語言，可以淨化人心；其中佛教梵唄更能令人心智清明，神清氣爽，故佛陀時代即有以伎樂供養諸佛的事蹟。敦煌瑰麗的壁畫中，可看到諸天女們手拿著各種樂器，環繞諸佛身旁，可以說佛教音樂有著淵源流長的歷史。自民國初年弘一大師創作佛化歌曲以來，佛教音樂就已經走出傳統梵唄格局。佛教音樂逐漸受到大眾的歡迎，發展的速度也十分快速，然為迎合市場商業化的需求，部份作品未達理想，匆匆上市，有造成佛教音樂世俗化之虞，這也是促成本研究的原始動機。 佛光山梵唄讚頌團結合佛教梵唄、國樂、舞蹈與其他藝術，是全球第一支跨國走入世界重要國家劇院的梵唄團，從臺灣國家音廳首演，到遍及亞、歐、美、澳等30多個國家。值得研究其文化價值，並為這段歷史留下紀錄。 本研究擬藉由佛光山梵唄讚頌團來探討「人間佛教」之「道」與「佛教梵唄」之「藝」的建構關係，探討議題如下： （一）佛教梵唄讚頌團的來由與起源 （二）佛光山梵唄讚頌團的藝術表演性與信仰神聖性的構建 （三）佛教未來如何結合音樂藝術呈現儀軌 本研究係採質化研究，探討在特定情境下，佛教音樂其「傳統與現代」、「展演與非展演」之關係，以了解人間佛教之梵唄讚頌團，如何交替運用「語文語言」與「非語文語言」二種形式，發揮其傳遞的教義思想功能。在設計上使用較寬鬆的方式，不預設立場，以研究情境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互動而決定。
佛教現代化的工程——人間歷史興衰二千年
佛教傳入中國二千餘年，兩漢之間神仙方術盛行，民國學者湯用彤指出：「漢代天地山川諸大祀外，尚有多種之祭祀。而自先秦以來，感召鬼神，須遵一定方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治國講求天人感應，儒家逐漸抬頭。佛教傳入中國之際，正是儒家與神仙方術的流行方興未艾。
佛教經典與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形成
本世紀之初，台灣大學以儒學與教育為研究主軸而成立了所謂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有關這個機構的成立始末及其運作基本模式，參見十數年之間，在這個機構主事諸公有力的運籌帷幄之下，透過跨領域的整合型計畫而匯集了海內外各路學者巨大的研究能量，不但定期出版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並且還陸續發行了將近百種左右以東亞儒學為標榜的研究專書有關該一機構在東亞儒學研究計畫的名目之下所發行的各類主版品，勿庸置疑的，在人力結集與研究能量兩個方面，這個機構所發揮的作用與功能，學界之間有目共睹，在在都堪為人文學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的典範。但是，個人仍然深自認為，以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為名目，而其研究卻僅僅著眼於東亞的儒學與教育，這種相當偏頗的知識走向若非主事者的圈地自限，便是其人完全昧於東亞文明的過去與現在。
東亞佛教學術共同體與人間佛教
二○一三年，佛光大學創立的「佛教研究中心」聚集了日本的佛教研究大家木村清孝教授、台灣的佛教研究大 家萬金川教授和大陸的賴永海教授等，顯示出廣召天下英才、共囊盛業的胸懷和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