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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自主學統與危機時代的文化中國
人間佛教的實踐不僅只是一種成功經驗所累積的知識，它更是一種珍貴的智慧！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社會日新月異的演進，知識終有無法契機、不合時宜之日，而智慧卻可源源不絕的提供契理契機之辦法。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大師所展現的智慧是什麼？其智慧可以被學習和複製嗎？這是希望繼承人間佛教者所普遍關心的課題。佛教的解脫理想（包括救度眾生，令眾生解脫的終極目標）何時才得以真正實現？這是本文所產生的第二個問題。
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認識── 星雲大師法語中的儒教性
台灣「人間佛教」吸收儒家文化，重視儒家傳統，然而相較於韓國佛教，不同於樹立了尖端佛教形象、與時俱進的佛教、人民的佛教，台灣人間佛教最大的優點是「性別平等」和「僧俗平等」，錢財管理透明，教育重等，然今日篇幅的關係不一一介紹，在此則初步探討星雲大師法語中的儒教性。本文首先說明星雲大師是位抱負甚大、志向甚遠，同時具有追求見性的菩薩之忍的性格，比較曹溪宗宗旨與佛光山宗旨的不同，再分析大師法語中的儒教性，將儒家的「以人為本」的精神以及思想密切聯繫。
人間佛教中的具身倫理與生命秩序—以星雲大師生命權利思想為中心
在面向社會性、人間性和生活性的佛教現代化發展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宣導的「生命權利」和「眾生生權」等超越性倫理關懷，既適應了文明轉型與身份敘事轉化，也是身體倫理和社會現實生命需求的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提出的「下一個是生權時代，重視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發揚了生命和諧、歡喜與超越的積極因素，人間佛教修行的身體實踐則推動了人們敬畏心態的形成， 以佛教關於生命之果報輪回的敬畏作為仲介，通過對因果、緣分、生命、規則等倫理實踐，轉化生成為一種穩定化的生命倫理秩序，進而使得對因果的敬畏和生命的關懷最終成為了現代文明秩序的核心構成。敬畏心態是社會倫理、良心和道德形成的基礎，沒有敬畏，社會的道德、良心、文明秩序也就難以生成。由此，個體的、具身化的敬畏和群體的、社會的敬畏，是佛教在人間實踐的一個重要方式，這對於生命主體的自我覺悟和 解脫，對於生命自由、生命權利實踐與人們對現實生命需求的滿足都具有重要意義。
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以《釋迦牟尼佛傳》為中心
星雲大師筆下的佛陀既具有豐富的人間性表現，又具有充足的超人間性內涵。在《釋迦牟尼佛傳》中，佛陀的人間性由 4 種形象給予展現：勇毅的革命者、慈孝的事親者、善巧的教化者、清淨的生活者；佛陀的超人間性則包括超人間的瑞相殊容、超人間的智者聖境、超人間的神通威力。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雖各有不同，但大師通過發掘二性間互攝互融的關係、闡明萬有在「法」上的鏈接、重構與消解傳統佛傳的神話敘事，從而將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有機的統合了起來，二者在大師筆下共同形塑了一個「人間佛陀」。在創辦佛光山後，大師將佛陀的人間性與超人間性精神注入佛光教團，從而打造了一個既擁有著廣泛繁榮的人間事業，又擁有著諸多神聖追求、神聖實踐的弘法團體。
人間佛教生死學的實踐—以「葬式」為中心
「葬式」是「喪葬儀式」的簡稱，在佛門相當於「佛事」的概念。歷史上，「經懺佛事」的普及化也是佛教社會化的過程，社會化是人間佛教最典型的特點之一。有人將近世佛教墮落的原因歸於經懺佛事的氾濫，是對因果的顛倒。在人間佛教運動早期，經懺佛事的改革遭遇了冷遇，直到星雲大師帶領佛光山對經懺佛事進行了一系列從觀念到制度的改革，才產生了許多相當喜人的成果。佛光山菩薩教團是這些成果的重要保障，寺院在喪葬服務方面尤其不可替代的功能，認識到人間佛教人間性和超人間性的關係是認識人間佛教與生死學關係的關鍵。
佛光山人間佛教理論書寫中的概念隱喻—以《佛法真義》為例
隱喻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人類理解與表現抽象概念的重要媒介。論文基於《佛法真義》內容，採用 Lakoff ＆ Johnson 的概念隱喻理論框架，結合實例對人間佛教理論書寫中的概念隱喻進行實證性的考察，最终得出《佛法真義》書寫中結構隱喻的特性，即實踐性、人文性、社會性與現代性。
從《百年佛緣》看星雲大師弘法創新及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播的啟示
經歷過近代佛教的衰落，佛教在台灣卻有了長足的發展，這與台灣佛教界的共同努力是分不開的，特別是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在佛法弘傳中不拘泥於傳統模式，不斷創新。在弘法之初就積極推動佛教青年運動，為古老的佛教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在對待作為佛教徒主體的女性問題上，星雲大師做到了真正的眾生平等，給了許多優秀女性發光發熱的廣闊舞台；面對大眾，星雲大師選擇了直入人心的通俗文字和語言，讓佛教真正走入了日常生活，這些都為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人間佛教與儒佛交融——以太虛和星雲大師為中心
在中國佛教界對人間佛教理論的完善和實踐展開過程中，體現了與儒學思想相融合的特點，雖然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曾經歷過儒學化的過程，但人間佛教再次關注到與儒學的思想聯繫，這種融合體現在諸多的方面，此文以比較性的方法，將這種融合歸納為七個方面，即人間佛教的人本特色與儒學的人本主義的融合、人間佛教的倫理思想與儒家的倫理觀的融合、人間佛教的「入世」品格與儒學的入世精神的融合、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與儒家的大同理想的相融、人間佛教的成佛境界與儒學的成聖理想的相融通、人間佛教的契理契機方法與儒學的經權結合方法的相通以及人間佛教的實踐品格與儒學的重行傳統的相通等等，人間佛教這種儒佛交融特點有其重要的意義。
「中華佛教總會」的成立及其章程研究
近代中國佛教史上曾經有過一個佛教組織林立的時期，而在眾多的佛教組織中，「中華佛教總會」則是最突出的一個。該會的出現，使中國佛教徒最終走上了一個全國性聯合的統一道路，也使該會成為近現代中國佛教史上最早的一個具有真正統一意義上的佛教組織。本文對該會的成立背景與有關文件，及其政教關係等做了梳理，指出了該會的得失與意義，認為由於該組織依靠的領袖作用，章程不盡合理，使其湮滅無聞，但是其在中國佛教史上的歷史作用是存在的，對此我們應該給予正視。
「人生的佛教」與「死、鬼的佛教」——以近代江浙地區為中心
如果晚清民國以來的中國佛教經歷了所謂的衰落，那麼僧人從事商業化的經懺佛事，被時人和當代學者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也是推動近代佛教改革運動的一個起點。本文希望通過利用期刊報紙、公文檔案、回憶自傳等材料對江浙地區應赴僧人的生活和應赴佛事的內容作出的歷史考察，進而分析彼時僧團、民眾和政府各方如何看待佛教的經懺應赴以及其看法是否客觀。通過史料的挖掘我們認為近代經懺佛事除了諸多弊端和反對的聲音，僧團內部還有改革、辯護的呼聲，民間亦有較大的需求，政府的管控出於多方原因態度不明、實施不力，這部份解釋了為何作為衰落標誌和眾矢之的的經懺佛事在近代較長時段都未消除，甚至還頗為流行的原因。同時也啟發我們思考在近代佛教改革的經驗和遺產上，如何正視及如法地處理佛教在喪葬等宗教儀式上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