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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僧信觀探索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僧信觀，以僧信平等為基本理念。繼承原始佛教以布施為結構性基礎的僧信關係，以及佛陀制戒為原則的倫理保證，是對傳統中國佛教中「僧尊信卑」、「尊信抑僧」、「僧信平等」的再詮釋，尤其是「在家能作師」問題上，最具突破性的理論與實踐貢獻。早期部分信眾的貢獻，為制度化建設僧信體系具有重要經驗意義；國際佛光會的創建，尤其是檀講師制度的設立，是提高信眾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措施；71 位台灣本地檀講師的教學實踐，為台灣佛教尤其對人間佛教的推動具有實踐意義。總之，星雲大師僧信觀理論與實踐，既是「佛法生活化」，又是「生活佛法化」的表達，也力圖構建僧、信二眾均衡、團結的現代佛教團體，使僧、信二眾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共同推動弘揚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的展望
本世紀二○年代後期，太虛大師(西元一八八九-一九四七)針對明清以來傳統佛教的積弊，提倡以重視人生和改善人生為基礎的人生佛教，為此而奮鬥了一生。此後，太虛大師的弟子和受到他影響的人們，又進而提出強調社會現實性的人間佛教的思想。進入八○年代，海峽兩岸的佛教界和其他華人居住的地區，都積極提倡並且實踐人間佛教的思想，同時有更多的學者對此展開進一步的研究。人問佛教的提出和付諸實踐，代表著中國佛教已進入新的重建過程，正在適應現代社會巨大的變革。展望未來，人間佛教將怎樣發展，呈現怎樣的面貌，對社會將產生什麼影響，是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本文僅據所掌握的部分情況，從史學角度作些預測，並以此向專家讀者請教。
自利利他 僧伽的雙重責任
中國佛教經歷隋唐時期的輝煌，漸趨頹勢，降至清末，烽火不斷，民不聊生，不少出家人不得不以「超度亡靈」的法事活動為生，成為名副其實的「呷教的和尚」，佛教也被人們誤解為「超亡送死」的「死鬼佛教」。太虛大師對此怪異現象有如下評說：「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而致佛法不揚，為世詬病之一大原因也。」
太虛大師的佛耶對話及其對現代佛教的影響
近代中國佛教面臨內外困境亟待革新，二十世紀早期傳教士對待佛教的態度也開始轉變，佛教與基督宗教在民國時期進行了有效的交流對話。其中太虛大師站在佛教本位立場；對基督宗教神學中的上帝觀與神創論、靈魂觀與博愛觀進行了批判；但在佛教革新過程中，也發揮善巧方便的智慧對基督宗教現代性的組織、傳教方式等進行了肯定並借鑑。民國時期的《教務雜誌》中也反映出太虛大師的基督教神學觀，及其對基督教現代方式的借鑑，同時對於太虛大師和佛教現代革新也多有涉及。從基督宗教與佛教兩方面的文獻對太虛大師這場佛耶對話的個案進行梳理，對於晚清民國時期的佛耶對話研究及今天的宗教對話，都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楊文會與近代佛教復興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學嬗變、西學東漸的歷史契機中，在思想解放潮流下，佛學的著作和學說引起許多學人的興趣，從而形成佛學復興的思潮。這一時 期，佛學以經世致用，迎合近世思想理論思維和社會革命的需要為主旨，承繼傳統，適應社會，借鑑西方來闡釋自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重塑，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國佛教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近代佛教的復興，是承續傳統，特別是清學傳統，在社會歷史深刻變化、西學東漸的的情況下發生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學術的內在理路和西學影響的複雜歷程。充分認識 和闡述佛教復興這一現象是全面深入理解近代文化傳統的基本前提，也是建設民族新文化必須注意的文化遺產。 楊文會（一八三七－一九一一）是近代佛教復興的中流砥柱之一，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在他身上匯聚了近代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 本文試從中西交流和文化變革的歷史背景中，以楊文會為個案，通過對其佛學思想、佛教活動的闡述，評析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並試圖揭示近代佛學與新文化之間的 關聯。本文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簡單概說近代佛教復興的背景、內在性及其時代精神與特色。第二部份具體評述楊文會佛學思想、復興佛教活動及其影響與地位。第三部份結語，總述楊文會復興佛教的時代精神及其在近代佛教復興中的地位與影響，並從中評析佛教復興的時代精神和發展理路及其在近代學術變化、建設民族新文化中的作用。
論龍樹僧肇對般若經假名觀的闡揚及其現代意義
繼承與超越—星雲大師祈願思想的現代轉型
佛教祈願是一種源遠流長的信仰形態，經過宋代慈雲遵式等人的整合與發展，逐漸成為中國佛教極為流行的一種法事活動。星雲大師在繼承傳統佛教祈願思想和實踐方式的同時，在「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人間佛教基本原則下，對古老的祈願文化進行了多方面的揀選和超越，形成一種輕鬆簡便、積極向上、慈悲利他、祥和清新的人間佛教祈願文化。星雲大師之祈願思想與實踐作為人間佛教的一種重要呈現，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多種呈現方式和獨特的文化個性，在撫慰信眾感情、激發信眾力量、施展道德教化、傳遞佛教精神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韓國彌勒信仰的開展
「社會理性」—佛教研究的新視角—從馬克斯‧韋伯的誤解說起
宗教理性化的概念，作為馬克斯•韋伯理想類型的研究方法之一，是韋伯宗教社會學體系中的一個基本概念。它主要是強調信仰的普遍性和信仰實踐的制度化，主張信仰的除魅，主張宗教信仰的社會實踐形式，並非某些特定個人的精神優越和信仰特權，而應當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無論何人都能夠基於信仰及其實踐方式，得以進入現實社會、日常生活。它的基本內涵，就是要求在信仰體系面前一視同仁，不分貴賤地共同覺悟。 佛教之相較於基督教，無論在信仰的選擇層面，還是在崇拜體系的構成方面，都存有很大的差異。可是，就宗教社會學的基本學術宗旨而言，它關懷的往往不是信仰以及信仰什麼的問題，而是一種信仰體系能夠對現實社會發生何種影響的問題，一種宗教信仰在現實社會中的實踐路徑及其結果問題。 本文試析佛教的理性化問題，並不源自於西方基督教現象，而是中國人如何處理國家與個人信仰、社會與宗教構成、佛教信仰如何能夠進行社會實踐等現代性問題，而不局限於個人冥想、私人修持、覺悟自證。同時，這也關係到當代中國佛教研究的方法論，是關涉到中國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及其模式的重大問題。
星雲大師「行佛」思想研究
「行佛」論是星雲大師修行觀的核心觀點和重要容。「行佛」思想的形成經歷了萌芽、發展和提煉三個階段，是星雲大師關於人間佛教事業的重要理論總結。「行佛」強調行佛所行、實行佛事，揭櫫了實踐、入世、自覺、普濟的人間佛教要義，折射了星雲大師思想的整體傾向和當代人間佛教的精神主旨，是當代人間佛教運動中關於修行和解脫理論的全新表述。從整個佛教思想史來看，「行佛」思想是循著佛教中國化、禪宗生活化以及現代佛教世俗化的内在線索進一步發展而來的，是對傳統佛教修行觀的發展和創新。在現代化語境中，如何實現神聖與世俗的平衡和融合，如何推進古老的佛教在修行實踐上與現代世界更為緊密地合，星雲大師的「行佛」思想提供了典範性的解決方案。從全球宗教世俗化運動的大背景來看，「行佛」思想是現代宗教世俗化浪潮在中國佛教的理論共振，為世界宗教修行實踐的現代化提供了「中國模式」。從這些意義上來說，「行佛」論是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理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