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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臺宗是否為中國人最早建立的佛教宗派
一般以為天台宗是中國僧侶最早建立的宗派，但嚴格說來，天台宗一詞的提出始自湛然法師，距離智顗禪師已有百年之久了，所以天台宗是否是中國人最早建立的宗派實可再討 論。 在天台宗的燈統中，於唐代有所謂九祖說，這是由智顗至湛然為主；於宋代始出現十七祖說，這是由湛然至四明知禮為一系，此後，燈統說始告確定。然而，燈統說的提出實受禪宗燈統觀念的剌激所致，因為智顗禪師之時並未有建立宗派的觀念，也未指定傳法弟子，智顗之後，教門中衰，習天台者有漸漸流入南方禪門的情形，至荊溪湛然禪師之時，號稱中興天台教門，然此時南北教門並立，禪宗燈統之說甚為流行，湛然門下受此影響，由湛然往上溯，遂有所謂天台九祖之說，但湛然卒後，不久就碰上會昌法難，天台教門勢力為之中挫不振，直至宋代四明知禮之時，始復振天台之學，並與禪宗抗衡，因知禮之故，由知禮往上溯，天台十七祖說始告確立。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可知，天台之學雖創興於智顗禪師之時，但宗派的提出卻是到了荊溪湛然之時，而到了宋代之時，天台宗的地位始告穩定，由此看來，雖然智顗禪師活動時間早於賢首法藏及慈恩窺基，但要以此論證天台宗是中國人最先建立的宗派，實有待商榷。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也可得知，教門之興衰在於有無人才，天台教門若非在中唐有湛然禪師、在北宋初有四明知禮法師，則天台教門恐亦將如三論宗或慈恩宗般曇花一現，或則融入禪宗亦未可知。
從生命的轉化看中國人間佛教的開展
本文以「生命的轉化」為主旨，就是為了說明無論是以宗教為本的佛教，或以哲學為本的中國思想都是以生命為主體，正視生命，強調生命，成全生命。而它們的方法也許各有不 同，但基本的特色，仍然不外於以心為主導，使生命往上提昇，由物質的、世俗的層面，提昇到精神的、德性的層面。 為了證明佛教在源頭上，就具有這個特色，所以本文特別從佛陀的生平和主要學說中去尋求這條線索。我們發現佛陀是真正的追求生命，才會出家到深山中苦修；真正熱愛生命， 才會回到人世來傳法救人。他是真正徹悟到「常」才說「諸行無常」；真正把握住「我」，才說「諸法無我」。他在自己生命結束時的那麼安詳自在，就說明了他心中很清楚的了解，他已把生命交給了人間。
論惠能大師革新佛教的意義及對佛教中國化的推進
本文認為，惠能大師作為中國禪史上開一代新風的禪師，其出現絕不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如果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著眼，就可見其有深刻的原因。這其中既有惠能對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狀態的批判性思考，又有對繁瑣名相、經師之學和陳式化的修行方法的革新，還有與老莊的自然主義、玄學的得意忘言和儒家的重視人生等學說的思想相通。惠能正是順應了時代需要，在繼承和發展佛教中國化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禪法的變革與創新才使中國禪宗的發展出現了新的氣象。
中國佛教求法史雜考
本文依據史料考求自魏晉迄隋唐，中在域外諸遭遇，與處事應變之道. 一. 循陸赴印度求法跟語言訓練的關中，從陸路西行到印度的比循海路的多，較安全，循陸路經西域諸佛教國入印度，好機會. 二. 關於經西藏入印度的求法路僧俗多採從西域的砂磧雪嶺入印度的路線吐蕃王之後，亦有取道西藏入印度者. 三及對高僧的禮遇：那爛陀寺對有學問的僧，其他僧徒在寺中的生活軌範嚴格，僧人過者由本寺大眾處罰. 四. 求法沙門的懷建寺運動：側身域外的中國沙門多少有懷生於不能適應異域環境的寂寞之感，義淨王募捐建立一中國寺院於西方，好讓大唐應. 五，求法沙門的機智表現：如道希法律，以達成求法弘法之志; 玄奘法師收伏六. 求法史料中所載的西北湖泊。
「信」在初期佛法中的開展
佛法重自證而不重信仰，但在佛法廣泛傳揚後，社會大眾對佛的敬仰與一般宗教的信心相似，「信」成道品的內容，為「五根」「五力」之一. 這是對佛生起的淨信心. 佛教用「信」為修持方法，憶念而不忘失，稱為「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 信念三寶不忘，到達「信」的不壞不動，名為「佛證淨」「法證淨」「僧證淨」，即是依此隨念而得不壞的淨信. 信用於修行，意味著「自力不由他」的智證的佛法，一部分向他力的方向轉化. 修學而趣入預流果的方便，經說有二類：一約四諦說證入，是重於智證的方便; 二以信戒為基，引入定慧的方便. 此二者，一重慧一重信，但這只是適應不同根器的善巧方便，如證入聖果，都是有信與智慧. 將「信」引入佛法，攝受信行人，終要導入智慧的觀察分別忍，才符合佛法的正義。
「人間佛教」理念的傳播——基於中國知網資料庫的分析
本文借助於中國知網資料庫的檢索功能，對人間佛教理念的傳播進行分析。分析表明，儘管1983 年人間佛教的理念就已經提出，但早期人間佛教的理念傳播僅限於佛教界內部，佛教界之外對人間佛教的關注並不太多。2004 年前後，伴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展理念的提出，人間佛教理念才引起更廣泛的關注。對比分析發現，十八大之後官方更加積極宣導人間佛教理念，為人間佛教的發展營造了有利的發展環境，但人間佛教的學術研究相對落後於人間佛教實踐的發展，特別是圍繞人間佛教的社會科學研究明顯缺乏。人間佛教的復興依賴於教界、官方和學界的協同互動，人間佛教的社會學研究亟待加強。
佛光山事業中的《維摩詰經》精神
《維摩詰經》在大乘經典中，扮演了回小向大，從聲聞乘到菩薩道行的關鍵角色，其中根本精神，就是與眾生接觸。眾生在哪裡，菩薩的國土就在哪裡。從淨土的觀念而言，是動詞的淨化國土，而不是名詞的某個可以前往的清淨的國土，亦即菩薩道行者，自己修行，而且是要與眾生接觸，協助他人開啟智慧，解脫煩惱，這樣才是真正的修行法門。此時的菩薩道行者，可以是四地以上超三界的菩薩，也可以是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經中所論，多半是以超三界的四地以上菩薩的行止為內涵，這樣才能有與聲聞和辟支弗的差異對比的意味在。但是，這樣的菩薩道精神，卻是要給三界內六道中的菩薩道行者作為學習的宗旨，因為這個群體是所有有情眾生的集合體，即便是超三界外的菩薩與佛，也會以意生身的狀態在此三界內活動。
人間佛教中的具身倫理與生命秩序—以星雲大師生命權利思想為中心
在面向社會性、人間性和生活性的佛教現代化發展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所宣導的「生命權利」和「眾生生權」等超越性倫理關懷，既適應了文明轉型與身份敘事轉化，也是身體倫理和社會現實生命需求的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提出的「下一個是生權時代，重視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發揚了生命和諧、歡喜與超越的積極因素，人間佛教修行的身體實踐則推動了人們敬畏心態的形成， 以佛教關於生命之果報輪回的敬畏作為仲介，通過對因果、緣分、生命、規則等倫理實踐，轉化生成為一種穩定化的生命倫理秩序，進而使得對因果的敬畏和生命的關懷最終成為了現代文明秩序的核心構成。敬畏心態是社會倫理、良心和道德形成的基礎，沒有敬畏，社會的道德、良心、文明秩序也就難以生成。由此，個體的、具身化的敬畏和群體的、社會的敬畏，是佛教在人間實踐的一個重要方式，這對於生命主體的自我覺悟和 解脫，對於生命自由、生命權利實踐與人們對現實生命需求的滿足都具有重要意義。
釋《肇論》、《大乘起信論》對魏晉玄學「有無之辨」的兩種回應及動因—以人間佛教人間概念為中心的研究
「有無之辨」是魏晉玄學熱議話題之一，對於其中存在的懸而未決的問題，《肇論》、《大乘起信論》在方法論上進行了回應，但是對此學界關注較少。前者通過強調空性達到消除有無二元對立的矛盾，後者則是以眾生心達到統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的目的。至於回應背後的動因，與佛教傳入中國時面對的直接問題有關，也就是為進入世人日常生活提供理論支持。最後討論問題過程中可以發現，我們對於「人間」概念的理解，不應僅僅局限於人生層面，還要從神聖性、義理性、生活性等多個層面來把握。
人間佛教生死學的實踐—以「葬式」為中心
「葬式」是「喪葬儀式」的簡稱，在佛門相當於「佛事」的概念。歷史上，「經懺佛事」的普及化也是佛教社會化的過程，社會化是人間佛教最典型的特點之一。有人將近世佛教墮落的原因歸於經懺佛事的氾濫，是對因果的顛倒。在人間佛教運動早期，經懺佛事的改革遭遇了冷遇，直到星雲大師帶領佛光山對經懺佛事進行了一系列從觀念到制度的改革，才產生了許多相當喜人的成果。佛光山菩薩教團是這些成果的重要保障，寺院在喪葬服務方面尤其不可替代的功能，認識到人間佛教人間性和超人間性的關係是認識人間佛教與生死學關係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