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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現代化
本文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探討了由太虛大師所倡導，近現代以來在台灣、東南亞一帶興起的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現代化問題，認為人間佛教旨在提供一種生活的藝術，其精神實質即「以出世的精神作人間的事業」。它不僅是中國佛教在傳統文化背景上歷史的邏輯發展，而且也是在現實環境下，為迎接時代生活的挑戰，而邁向現代化的一種巨大努力，從文化現象上講，它又是一種由宗教文化向世俗文化的文化轉移和滲透，人們常稱之為「通俗化」。
解深入密：指引經典入門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融會原有的思想、文化、生活等內涵，逐漸成為漢化的獨立宗教。近二千年來，雖有漢譯經典，但許多經典毀於兵燹，或遭到天災人禍的掠奪，使藏經歷代皆有亡佚、失傳於世的現象。
暗夜明燈——《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的編譯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一套佛教經典的精選白話譯本，由星雲大師總監修，自一九九一年籌劃編輯，至一九九六年出版，前後歷時五年，結合海峽兩岸百餘位博、碩士佛學菁英執筆，譯成一百三十二本叢書，為元、明以降七百餘年未有之創舉，也是佛教經典集粹，通譯之盛事。
論中國佛教心性本體論的特質
綜合起來，中國佛教心性論的形而上特徵體現為：其一，對眾生之心的原本狀態的不斷追尋。中國化佛教諸宗並將其與解脫論相聯繫，從而形成了返本還源的修證路徑。其二，將「佛」視為抽象理體，並在此基點上將心性論的著作重點置於探討佛與眾生即「理體」與心體的關係上。其三，受中國傳統思惟傾向的影響，比較明確地探討了本體與現象的關係問題，也就是以「心」為世間諸法的最終原因即「本根」。以下分別論之。
天臺宗是否為中國人最早建立的佛教宗派
一般以為天台宗是中國僧侶最早建立的宗派，但嚴格說來，天台宗一詞的提出始自湛然法師，距離智顗禪師已有百年之久了，所以天台宗是否是中國人最早建立的宗派實可再討 論。 在天台宗的燈統中，於唐代有所謂九祖說，這是由智顗至湛然為主；於宋代始出現十七祖說，這是由湛然至四明知禮為一系，此後，燈統說始告確定。然而，燈統說的提出實受禪宗燈統觀念的剌激所致，因為智顗禪師之時並未有建立宗派的觀念，也未指定傳法弟子，智顗之後，教門中衰，習天台者有漸漸流入南方禪門的情形，至荊溪湛然禪師之時，號稱中興天台教門，然此時南北教門並立，禪宗燈統之說甚為流行，湛然門下受此影響，由湛然往上溯，遂有所謂天台九祖之說，但湛然卒後，不久就碰上會昌法難，天台教門勢力為之中挫不振，直至宋代四明知禮之時，始復振天台之學，並與禪宗抗衡，因知禮之故，由知禮往上溯，天台十七祖說始告確立。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可知，天台之學雖創興於智顗禪師之時，但宗派的提出卻是到了荊溪湛然之時，而到了宋代之時，天台宗的地位始告穩定，由此看來，雖然智顗禪師活動時間早於賢首法藏及慈恩窺基，但要以此論證天台宗是中國人最先建立的宗派，實有待商榷。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也可得知，教門之興衰在於有無人才，天台教門若非在中唐有湛然禪師、在北宋初有四明知禮法師，則天台教門恐亦將如三論宗或慈恩宗般曇花一現，或則融入禪宗亦未可知。
論中國佛教倫理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現代社會、人類心靈的困境也全球化，人類迫切需要一個賴以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礎以樹現代人群、現代人生的共同的責任和義務。 伴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及全球文化交融的歷程，有識之士提出了建立全球倫理（世界倫理、普世倫理）的構想。世界各大宗教和倫理傳統中都有為現代倫理可資利用的精神資源，就中華文化傳統而言，中國佛教倫理的思想資源不可忽視。本文力圖以普世倫理構想為背景，探討中國佛教倫理的思想及特質，並繼而申明佛教倫理思想的普世意義、現代意義。
佛教與中國音樂
從遠古開始，中國便有了可靠的音樂遺存；從三代開始，中國便有了長期影響後代的音樂傳說和歷史；從西周開始，中國便有了高度發達的禮樂和禮樂制度；從春秋開始，中國便有了經天緯地的音樂哲學和音樂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音樂，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從生命的轉化看中國人間佛教的開展
本文以「生命的轉化」為主旨，就是為了說明無論是以宗教為本的佛教，或以哲學為本的中國思想都是以生命為主體，正視生命，強調生命，成全生命。而它們的方法也許各有不 同，但基本的特色，仍然不外於以心為主導，使生命往上提昇，由物質的、世俗的層面，提昇到精神的、德性的層面。 為了證明佛教在源頭上，就具有這個特色，所以本文特別從佛陀的生平和主要學說中去尋求這條線索。我們發現佛陀是真正的追求生命，才會出家到深山中苦修；真正熱愛生命， 才會回到人世來傳法救人。他是真正徹悟到「常」才說「諸行無常」；真正把握住「我」，才說「諸法無我」。他在自己生命結束時的那麼安詳自在，就說明了他心中很清楚的了解，他已把生命交給了人間。
論惠能大師革新佛教的意義及對佛教中國化的推進
本文認為，惠能大師作為中國禪史上開一代新風的禪師，其出現絕不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如果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著眼，就可見其有深刻的原因。這其中既有惠能對人的生命存在的現實狀態的批判性思考，又有對繁瑣名相、經師之學和陳式化的修行方法的革新，還有與老莊的自然主義、玄學的得意忘言和儒家的重視人生等學說的思想相通。惠能正是順應了時代需要，在繼承和發展佛教中國化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禪法的變革與創新才使中國禪宗的發展出現了新的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