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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間佛教書信選》談星雲大師的書信寫作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安樂行思想初探
星雲大師以「法界融和」的「心」為思想基礎，構建起人間佛教「安樂行」思想，「三好、四給、五和」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分別是：（1）以「五和」為究竟的境界論；（2）以「三好」為主要內容的修行論；（3）以「四給」為融攝點的波羅蜜多關係論。大師的安樂行思想，是「發揮佛教智慧，提升個體生命，開發群體力量，轉化社會危機，創建人間淨土」之偉大的人類創新，和傳統天台宗的「自心淨土」安樂行思想相比，星雲大師的思想可以概括為「群心淨土」安樂行思想，是《法華經》之「安樂行」思想的繼承與深化，是現代僧人對佛陀教法的詮釋與豐富，是佛法在當代當根對機之實踐的展開。同時，《法華經》之〈安樂行品〉，為人間佛教提供最重要的大乘經證之一，從其入手進行聞思修，是理解星雲大師的學說與實踐的最佳途徑，是從「人」回歸「佛」的般若路徑，是融合「經—教—修」一體的最方便途徑。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僧信觀探索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僧信觀，以僧信平等為基本理念。繼承原始佛教以布施為結構性基礎的僧信關係，以及佛陀制戒為原則的倫理保證，是對傳統中國佛教中「僧尊信卑」、「尊信抑僧」、「僧信平等」的再詮釋，尤其是「在家能作師」問題上，最具突破性的理論與實踐貢獻。早期部分信眾的貢獻，為制度化建設僧信體系具有重要經驗意義；國際佛光會的創建，尤其是檀講師制度的設立，是提高信眾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措施；71 位台灣本地檀講師的教學實踐，為台灣佛教尤其對人間佛教的推動具有實踐意義。總之，星雲大師僧信觀理論與實踐，既是「佛法生活化」，又是「生活佛法化」的表達，也力圖構建僧、信二眾均衡、團結的現代佛教團體，使僧、信二眾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共同推動弘揚人間佛教。
超凡入聖—「星雲模式人間佛教」的神聖性建構問題探析
宗教的本質和魅力在於其出離世間的神聖性，而人間佛教目前面臨神聖性缺失的質疑。本文以「星雲模式人間佛教」為中心，考察其對佛教「神聖性」的建構。神聖性概念借鑑自西學，無論西方學者如何爭論，對於神聖性來自於人為建構這一點，是認識一致的。星雲大師認為對神聖性的建構其實是靠信仰而體悟、依信仰而呈現神聖性，神聖力量在日常生活中的開顯是建立在堅定的信仰之上的。人間佛教認為神聖性與世俗性的關係是統一而非對立的，神聖性就體現在世俗生活之中。星雲模式人間佛教對神聖性的建構至少體現在5 個方面：以教義闡發論證義理的神聖性；以行佛修行體悟信仰的神聖性；以佛像建築彰顯空間的神聖性；以戒律制度維護秩序的神聖性；以社會參與建構終極追求的神聖性。其體現出的理論特徵，一是以理性建構內外結合的神聖性，二是以社會性建構不離世俗的神聖性。從神聖性建構這個維度來看，「星雲模式人間佛教」具有極強的生命力。
視野與方法—人間佛教學術前沿論壇
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
總序：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
對於人間佛教，從發展到現在，我們先說一些對人間佛教不了解的人，他們對人間佛教提出的一些疑議，試列舉如下： 1.人間佛教是庸俗的、世俗的，是人乘的，沒有到達最高成佛的境界。 2.人間佛教都是重視世俗的活動，而這許多活動與學佛沒有什麼關係。 3.人間佛教沒有修行，頂多是個人的做人處世，這與學佛的超越、增上、成佛作祖等可能扯不上關係。 4.人間佛教是在家的，對於出家眾的叢林生活、對於苦修悟道，沒有神聖性。 5.人問佛教傳承内容是什麼呢？沒有感到哪個人修行上有就。由於大家不知道，所以不容易推動。 6.人間佛教的宣傳不夠，還沒有人整理出它的層次，都只是喊口號，只有片段的、片面的，沒有組織，不能讓人全然了解。 7.人間佛教沒有普遍化，沒有進入到佛教正統的核心，沒有眾攀易舉，如果只講哪一家說法、哪一家倡導，不容易為大眾所接受。 8.人間佛教沒有解脫道，沒有證悟的境界，傳統的佛教不容易接受。 以上是關於人間佛教的問題，另外還包傳統與現代、在家與出家、山林與社會、原始與近代、修持與行事等這許多問題，也沒有普遍讓人了解，因此，對人間佛教的普及就需要再加強。
論佛光山清規的特色及其時代意義
就當前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展開的佛教取得的發展，星雲大師及其開創的佛光山教團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係世界之所共睹。本文從「組織和制度」的角度，研究僧團與清規的關係，就佛光山清規的歷史源流問題，筆者在清規發展的脈絡底下，旨在說明清規的編撰是佛教因應時代的呼喚所做出的反應，它深植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等歷史條件中，目的在解決特定的問題；佛光山清規的產生，一方面來源於星雲大師各個時期的人間佛教實踐，並貫穿在半個世紀以來佛光山教團横、縱發展全過程，其編撰形式和內容與過去的清規存在較大的差異，而特色主要體現在規範對象、核心價值和目標設定上，體現了清規的時代性格。佛光山清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也反映了以星雲大師為首的佛光山教團，在探索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所進行的開拓性嘗試，對於探索佛教的未來和發展，扮演獨特的角色，並發揮出重要作用。
公共性對現代佛教制度建構的影響—以佛光山為例
公共性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現代佛教制度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國家制度的建設對普羅大眾訴求的關注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不斷加強，因此，在宗教神聖性基礎上建立政權的合法性被瓦解後，宗教的公共性已然成為其影響社會建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宗教要想更好地實現現代化轉型，對其公共性的挖掘將成為宗教與現代社會良好互動的契合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佛教僧團作為區別於血緣家族的生活共同體，體現了其固有的公共特性。公共性在佛教現代制度改革中分別表現為，佛教從內部進行革新以回應時代的質疑以及佛教與其他宗教共存的問題。具體的制度構建則可以從僧團和宗教空間兩個中心展開。佛光山是現代佛教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星雲大師從開山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佛教的發展必須與現代化社會的發展相互適應，從其弘法理念到制度細節無不體現了公共性的特徵，不僅促進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有益於佛法的弘揚和發展，而且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值得借鑑。
太虛大師的佛耶對話及其對現代佛教的影響
近代中國佛教面臨內外困境亟待革新，二十世紀早期傳教士對待佛教的態度也開始轉變，佛教與基督宗教在民國時期進行了有效的交流對話。其中太虛大師站在佛教本位立場；對基督宗教神學中的上帝觀與神創論、靈魂觀與博愛觀進行了批判；但在佛教革新過程中，也發揮善巧方便的智慧對基督宗教現代性的組織、傳教方式等進行了肯定並借鑑。民國時期的《教務雜誌》中也反映出太虛大師的基督教神學觀，及其對基督教現代方式的借鑑，同時對於太虛大師和佛教現代革新也多有涉及。從基督宗教與佛教兩方面的文獻對太虛大師這場佛耶對話的個案進行梳理，對於晚清民國時期的佛耶對話研究及今天的宗教對話，都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