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檢索
略談中國現代佛教新舊之爭中的江浙叢林
什麼是人間佛教﹖這是當代佛教界一個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的課題。星雲大師曾多次說過：人間佛教就是佛教，人間佛教就是漢傳佛教。佛教產生自印度，傳入中國之後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形成了有別於印度佛教的漢傳佛教傳統。清末民初以來，中國佛教走上改革與復興之路，人間佛教就是近現代佛教改革暨佛教現代化運動中出現的新佛教思潮。
論當代人間佛教思想的反思特質：以太虛大師的論述為中心
太虛大師（1890-1947）是20世紀漢語佛教界肇興未已的「人間佛教」思潮運動過程中，思想影響最卓著的佛教思想家，其思想個案至今仍值得人們進行深入探析。本文從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年譜》中的總體評價入手，指出太虛大師所著力建構的「人間佛教理論」，呈現出鮮明而深刻的反思意識。這種反思意識的構成內容，具體表現為對中國佛教思想傳統的反思、對中國佛教的出路的反思，對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之關係的反思，以及中國佛教與中國社會關係的反思認知，必須結合其對人間佛教社會觀、乃至社會理論展開相應的思考。 本文指出，太虛大師以反思性為特徵的「人間佛教理論」，堅持以佛教為本位、以中國為本位兩大原則立場，以此展開其「人間佛教學」建構的「佛教性」、「中國性」、「社會性」、「文化性」和「普世性」，有其鮮明的中國社會認知與佛教弘化的關係意識。上述太虛大師佛教思考中的佛教性、中國性、社會性、文化性和普世性，既是其人間佛教理論的構成內容，更體現其人間佛教理論具有一種「反思性」的建構類型。
第二屆宗教實踐與文學創作暨《中國宗教文學史》編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宗教實踐與文學創作暨《中國宗教文學史》編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1920 年開始，中國阿含經典研究成果大致經歷了從梁啟超的概述性認識，到呂澂的經文校勘，再到印順法師對內容義理的深入辨析這三個階段。十九世紀下半葉，《阿含經》編譯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有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漢譯南傳大藏經》等。這些基礎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的完成，既扭轉了對《阿含經》的傳統認識，也為對《阿含經》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態度儘管受傳統束縛很大，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思想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人間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未來
佛教傳入中國，佛典開始得到翻譯和流傳，始於西元二世紀後漢桓帝時代。自此以後，在王朝的興亡盛衰以及各朝各代治世的背景下，譯經僧陸續從印度、西域來到中國；其中也有從中國前往西域、印度求法的僧侶，他們擔負起譯經僧的角色，並在回國後開始弘揚佛教，佛教因此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佛教吸收了中國固有的思想及信仰，呈現出了與印度佛教不同的風貌。因此，這種已成為中國化且延續至今的佛教，我們總稱為中國佛教 (Chinese Buddhism)。
人間佛教── 中國佛教當代發展的方向
中國佛教尤其是大陸佛教的發展在今天面臨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誠然可以從不同的方面來進行，但毫無疑問，最有效的解決方案還是從太虛大師提出的一直到星雲大師所發揚光大實踐推動的人間佛教。在這裡，我想就個人對大陸當代佛教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及人間佛教在解決這些問題上的成功實踐談談自己的看法。
人間佛教在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芻議
過去三十年，經濟方面的台灣經驗已經深刻的影響中國大陸，接下來三十年，文化教育方面的台灣經驗如何影響中國大陸，將是兩岸關係的重點。北京的光中文教館、上海的星雲文教館，均將在今年完成投入使用，建議可以開展人間佛教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的三十年計畫。
行進中的中國佛教—以制度建設為中心
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制度的建置與沿革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內容。佛教作為一種制度性宗教，無論是教團自身建設的需要，抑或是政權的強制執行，其在制度層面的設置對整個僧團乃至社會的倫理、行為發生著普遍的作用，可以說，制度建設是教團「內修外弘」的根本保證。本文從中國佛教制度發展脈絡中，試圖尋找出適應時代，契合人群的度化之道，以及為因應因應時代之機，建立現代僧制，制定現代清規，是這一時代道風建設的一項任務。
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
佛教發源於印度，經過二千五百餘年的流傳，到了現在廿一世紀，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當十三世紀之後，佛教在印度因「印回之爭」而同時遭受兩教的排斥，致使佛教在印度沒落。所幸早在西元前二四九年，阿育王派遣了上千名高僧，包括他的太子摩哂陀與公主僧伽蜜多，分南、北往國外傳播佛法（見《善見律毘婆沙》）。其中，南傳佛教一直囿限於南亞諸小國，而北傳佛教自從傳到中國以後，由於漢魏東晉南北朝時代的譯經，以及隋唐的八宗成立，大放光彩，影響最為深遠。進而中國佛教傳入日本、韓國、越南，乃至西方國家； 漢傳佛教在佛教史上，對全世界一直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
天臺宗是否為中國人最早建立的佛教宗派
一般以為天台宗是中國僧侶最早建立的宗派，但嚴格說來，天台宗一詞的提出始自湛然法師，距離智顗禪師已有百年之久了，所以天台宗是否是中國人最早建立的宗派實可再討 論。 在天台宗的燈統中，於唐代有所謂九祖說，這是由智顗至湛然為主；於宋代始出現十七祖說，這是由湛然至四明知禮為一系，此後，燈統說始告確定。然而，燈統說的提出實受禪宗燈統觀念的剌激所致，因為智顗禪師之時並未有建立宗派的觀念，也未指定傳法弟子，智顗之後，教門中衰，習天台者有漸漸流入南方禪門的情形，至荊溪湛然禪師之時，號稱中興天台教門，然此時南北教門並立，禪宗燈統之說甚為流行，湛然門下受此影響，由湛然往上溯，遂有所謂天台九祖之說，但湛然卒後，不久就碰上會昌法難，天台教門勢力為之中挫不振，直至宋代四明知禮之時，始復振天台之學，並與禪宗抗衡，因知禮之故，由知禮往上溯，天台十七祖說始告確立。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可知，天台之學雖創興於智顗禪師之時，但宗派的提出卻是到了荊溪湛然之時，而到了宋代之時，天台宗的地位始告穩定，由此看來，雖然智顗禪師活動時間早於賢首法藏及慈恩窺基，但要以此論證天台宗是中國人最先建立的宗派，實有待商榷。 由天台燈統說的成立過程也可得知，教門之興衰在於有無人才，天台教門若非在中唐有湛然禪師、在北宋初有四明知禮法師，則天台教門恐亦將如三論宗或慈恩宗般曇花一現，或則融入禪宗亦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