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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境する仏教——13世紀日本中国間における戒律思想の共有を通して
日本中世における日本．中国間の交流は、海商の発展によって遣唐使派遣の廃止後いよいよ盛んになった1 。頻繁な日宋交流によって、日本に「禅宗」が伝えられ、日中両国間で協力しながら 教学研鑽が行われたことは、すでに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 るが、戒律教義についても禅学同様に、日宋交流によって、日中 両国が同一の問題意識をもって、研究が進められていたことは、 これまでほとんど語られることがなかった。
隨順與智用：闖一條人間佛教的新路—以星雲大師1963 年七國訪問日記為考察中心
細細爬梳星雲大師1963年所著近30萬言的訪問日記《海天遊踪》，筆者看到其在80天的時間內先後訪泰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日本及英治香港，沿途不僅會逸興遄飛，更將「一路所見所聞所思毫無保留的記錄下來」。筆者通過研究分析大師對海外佛教的觀察與思考，捕捉記述他剎那的感受，可以發現七國行思是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道路自信的最真實脈動，字裡行間感受到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拔苦予樂、隨順智用、紹隆佛種的建模發端。星雲大師參訪七國佛教界和當地社會的視閾再擴展，不僅促其堅信1950年自己對台灣佛教事業辛苦踐行「要改制適應新的歷史時代」是完全正確的方向，更堅定其繼續對佛教事業在未來發展的頂層探索之路，以最終找到一個將佛教予以全面人間化暨通俗化並創建落地生根的核心載體 —佛光山應運而生成為必然。這部半個多世紀前的《海天遊踪》日記作為思忖之作，處處「充滿智慧的思想」，從中呈現出星雲大師勾勒人間佛教的最初願景：始終堅持要從正面、積極的角度對佛法予以開示。這種方法不僅能達到信眾歡喜的基本目的，更能實现佛法住世的最終目的：「創造了人間佛教改善人心的無限價值」，「發揮宗教淨化社會人心之功用」，以奉獻國家、服務社會。
The Localization of Music during the Late Stages of Buddhism’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A Comparison of the Japanese and Dai Buddhist Music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several common elements and similar phenomena found in the history of music in the Buddhism of the Dai people of China and in Japanese Buddhism during the late stages of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round the world. Then, using these clues, the relevant documentary materials available in Chinese are used to further describe the early localization of music in Japan. Finally,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field surveys and relevant documentary dat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two schools of Buddhist music is mad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ir status and respective conditions within the opposed courses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nd in relation to being either a transmitter or receiver of musical ideas.
The Localization and Spread of Japanese Buddhism
It is well-known that Japanese Buddhism came from China, and in the course of its acceptance and accommodation into Japanese society, it underwent many changes, whether planned or unintentional. Are these changes original innovations or complacent degeneration? The distinction may be subtle. It is certainly not our role here to resolve this question by passing value judgements, as there might be necessary reasons behind these changes. Rather than simply making a value judgement, the researcher prioritize the pursuit of truth. Having said that, when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religion, we must necessarily be concerned with how changes affect the vitality of religion.
人間仏教と現代社会
心と呼ぶことができる生物は地上には数多く生息します。しかし、考える、すなわち、「思考する」という能力を有した生き物は人間だけです。それは、人間のみが、大脳の表面を占める灰白質の薄い層からなる大脳新皮質を具えたからです。
一部「佛光百喻經」
人間佛教的藍圖（上）
人間佛教的建設，在佛教界已經逐漸達成共識了！大陸、台灣、香港都在發揚人間佛教，自無疑義；日本雖無人間佛教的口號，但其所行所為，例如寺院的開放、僧侶參加社會事業、檀家制度的設立，以及佛教界創辦大學、開設百貨公司等，也都充滿了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具體實踐。乃至韓國也把古老的教團逐漸現代化，例如成立電視台等等，未來走上人間佛教的路線，這也是時代的自然趨勢。
從人間佛教的「生命不死」信念論「安樂死」的迷思與解套之方
「安樂死」一詞其實是個錯誤的翻譯，是由日本人翻譯英文“euthanasia”一字而來，而後為國人所沿用，但是卻嚴重地誤導社會大眾。 就實而論，「安樂死」非但不是理想的死法，而且從想法到做法都是錯誤的，因為「安樂死」只是局限於思考如何讓絕症末期病患及早結束「生命難忍的痛苦」與「痛苦難忍的生命」，而完全沒有認知及考慮到「如何開展未來續起的生命」。 其實，佛法當中有遠比「安樂死」高明許多的解套法門，透過人間佛教的「生命不死」與「生命永續」信念，以及「往生助念」法門，一者，可以旁助末期病患克服身心上的痛苦；二者，可以引導末期病患發願往生佛國淨土、上生天界或乘願再來；三者，可以協助末期病患（甚至於植物人）安詳地捨報，以圓滿其死亡的尊嚴與品質。
人間佛教是當今世界佛教發展的必然趨勢
人間佛教，顧名思義，就是要在人世間實現佛國的淨土，即是要把佛國的極樂世界在現實的人間付諸實現。這就是「人間佛教」的根本思想。這是當今佛教的一個偉大的理想，也 是當今佛教一切活動的行動指南。「人間佛教」已成為了近、現代世界佛教發展的一股強大的思想潮流。「人間佛教」不僅為中國，而且為印度、東南亞、日本、乃至全世界的佛教界所提倡和弘揚，已經成為佛教發展的一個具有世界性的大趨勢。
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發展
漢譯四部《阿含經》在傳統上被視為小乘經典而未受到重視。近代以來，受歐洲、日本學者的影響，中國學者開始重新關注《阿含經》。1920 年開始，中國阿含經典研究成果大致經歷了從梁啟超的概述性認識，到呂澂的經文校勘，再到印順法師對內容義理的深入辨析這三個階段。十九世紀下半葉，《阿含經》編譯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有印順法師的《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漢譯南傳大藏經》等。這些基礎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的完成，既扭轉了對《阿含經》的傳統認識，也為對《阿含經》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阿含經》的「發現」，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潮中的幾位重要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從中獲得了人間佛教創立與發展的理論支撐。太虛大師對《阿含經》的態度儘管受傳統束縛很大，但也萌生了「人間佛化之原本，可尋之阿含」的思想認識。印順法師則由《阿含經》開顯出人間佛教思想，通過經典詮釋構建人間佛教的合法性。而星雲大師回歸佛陀本懷，直接從《阿含經》中獲取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參考和指導。近代中國《阿含經》的「發現」與人間佛教的開展，可以說是並行發生、相互促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