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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九——殖民時期佛教文教事業之二： 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所辦期刊（下）
1915 年爆發了與民間宗教有關的「西來庵事件」，日本統治者驚覺此一事件與宗教信仰不可分，謂曰：「對於本島人之本島固有之宗教，在宗教信念的深厚，實出意料之外，不僅關乎社會福利公安甚大，往往奸黠之徒乘之利用其迷信，是否是統治上不能忽視的呢？故體認此調查時勢，說明適當的措施是必要的。」1 這是台灣宗教調查政策的緣起，其中，總督府社寺課課長丸井圭治郎在1919年3 月完成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最為人所熟悉。
長鏡頭下的師父
不以高名為念：悼念李家振先生
我們能不學佛嗎？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印順法師在其所著的《佛在人間》一書中，闡明了他的人間佛教思想。他說：「從佛出人間的意境中，一重人間，一重佛道。這我們稱為人間佛教的，不是神教者的人間行，也不是佛法中的人乘行，是以人間正行而直達菩薩道，行菩薩而不礙人間正行的佛教。」（印順：《佛在人間》，頁73）而印順法師的依據就是出自《增一阿含經》的「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大正藏》第2冊，頁694a）依我個人的理解，印順法師所講的人間佛教就是《阿含經》中所反映出來的佛教。
行走於世間的頭陀―略說星雲大師之佛教史地位
從佛教中國化過程看「人間佛教」的歷史定位
由釋迦牟尼佛所創立的佛教，既是一種宗教，也是一種哲學。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有它獨特的信仰體系、組織結構以及把信仰體現出來的實踐方式，包括禮拜儀式，但相對於其他宗教而言，佛教又有它顯著的特殊性。
人間佛教制度研究——以《僧事百講．道場行事》為中心
「僧伽制度是佛教的核心制度，然而，它並不是佛陀所發明的，眾所周知，佛教的僧伽制度起源於佛教興起前的古印度宗教運動。當佛陀成為一個托缽的修道者時，托缽的族群早就已經存在了」。「出家」或「出離」是這個團體的根本特徵。出家所摒棄的不僅是家庭生活，還有一切的社會經驗與制度體系。佛教興起後完全繼承這一傳統，從「在家到無家」，奉行這一生活儀式的人組成遊方的修行團體。他們乞食為生，居無定所，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
明代佛教中的《起信論》
《大乘起信論》在明代受到重視，與明代華嚴宗的某種程度的復興有一定關聯。據清代乾隆年間的弘方所著《賢首宗乘》的記載，明朝末年至清初，最活躍的華嚴宗派別是雪浪洪恩一系的活動。雪浪洪恩（1545-1608），同憨山德清一樣，在南京的大報恩寺講授華嚴教理和唯識學，培養了眾多的弟子。當時的文化界領袖錢謙益在提到當時雪浪系的盛況時云「賢首宗派，得法弟子數百人，依法傳教者數千人。無論南北，不復有宗派如此者」。明末華嚴宗的盛況，由此可見一斑。按照《賢首宗乘》的說法，雪浪洪恩門下有巢松慧浸（1566-1621）、一雨通潤（1565-1624）、高原明昱等，之後則是蒼雪讀徹（1586-1656）、汰如明河（1588-1640）等。雖然《賢首宗乘》的記載，具有明顯的宗派意識，不能當成信史來看，但它至少反映了雪浪一系在明末清初的佛教界確實流傳較廣的事實。
慧遠鳩摩羅什之爭與晉宋之際中國佛學思潮的轉向
廬山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的理論論爭，是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研究中國佛教特別是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學者，無不對這一事件給予極大的關注。以《大乘大義章》為中心，詳盡地分析和研究這兩位佛學大師之間的往返問答和思想差異，成為該領域學術研究的重心和主流。相應地，在這一研究領域，學術界也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儘管對某一問某一答等細節的具體分析上，學者們間或還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來說，前輩學者們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可以說是相當得詳盡完備了。倘若再就事論事地對《大乘大義章》的記述進行分疏，恐怕並沒有多少下足的餘地。
